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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的小说创作历时不算太长，却已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谱系，其小说主要由“京漂”和“花街”两个系列构成，“京漂”中布满了都市的身份悬浮感与锐利之痛，“花街”则充溢着哀伤古老而略带残损的温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说“京漂”系列是写在“生活边上”的、是日常生存所要面对和解决的“近忧”的话，那么“花街”系列则是写在“人生边上”的、是精神层面上的“远虑”[①]，也可以说，后者表达的意蕴比前者更本质，而且深入。
长篇小说《水边书》（《钟山》2010年第3期）依然以徐则臣稔熟如同肌理血肉的“花街”为背景，在小说题记中，他引用了斯文特拉的话：“一个作家必要为自己写一本成长的书。”作为叙事艺术的重要维度，“成长”和“故乡”在作家此前的作品中已有所呈露，但只有在《水》中，我们才能说，它最大限度地覆盖了这两个写作母题。作家以饱满而明亮的诗意为我们复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那是他对粗砺青春的忆念和日常人心的摩挲，是一次奥德赛式的精神返乡，深邃、悠远而意味深长，充满细部探索的繁复可能。
花街紧邻运河码头，在此上岸的男人都想找点乐趣，“男人挣世界的钱，而花街的这些女人挣的是男人的钱。”即使在水路渐渐被淘汰的当下，花街的内里依然是暧昧的、复杂的。徐则臣将少年陈千帆置放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将初涉人世的成长历程与成人的欲望伦理相互交织，使文本具有了内在的饱满的叙事张力。小说通过少年的忧伤、绝望和悸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变化之种种，书写了他在善/恶、欲望/现实等挣扎中艰难完成的成长蜕变，呈现出了比“当下生活”更加广阔的“现实”，那就是“与人有关的这个世界、社会、生活，包括人的内心”[②]，这也是徐则臣一直致力建构的小说叙事理念。
在谈到成长小说的时候，巴赫金说：“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③]对于《水》的主人公陈千帆来说，“时间”在他身上发生的最大影响就是他已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男人”了，嘴唇上开始长出胡子，个头比他爸爸和爷爷都要高。“时间”改变了他的外形，也改变了他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去年九月份他满十六岁，他和朋友一夜之间达成了共识：一个男人在这个年龄，该硬的都得硬起来。”他不再允许父母唤他的小名，陈医生夫妻极其“严肃”地唤他“陈千帆同志”，无疑包含着对幼稚可笑行为的揶揄，但在少年看来，被叫做“陈千帆”而不是“陈小多”却是庄严的成人礼，新的命名宣告了成长的开始。徐则臣通过“时间”的隐性作用，刻画出青春少年面对生活的“伪成人”状态，实际上在这种状态里包含的是少年的困惑、迷茫和无助。
在长大成人的伦理体系的指认里，花街少年远离人群，行为古怪，游走于梦幻与现实之间，徐则臣却在精神和叙事上最大限度地切近了成长中的“他者”，寻觅游荡于庸常生活边缘的青春灵魂，在现实的罅隙间拾取人物心灵的诗意。在作者以往描绘的少年形象中，大都遇到过梦想与现实的龃龉，如《伞兵与卖油郎》中的范小兵，《奔马》中的黄豆芽等等。在《水》中，徐则臣将梦想作为与现实相对抗的个体衍生物，并赋予其促使主体成长的叙事功能，通过人物在实现梦想过程中的行为与感受，复现成长的曲折艰难。年少时，许多人都做过恣意恩仇的侠客梦，这本身就是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梦想诗学。陈千帆也不例外，在他的武术美学里，不喜欢一群人缠在一起乱打，他喜欢清爽，“一招一式清晰简明，但见身手翩然，敌人像羽毛一样纷纷落地。”但让他痛苦的是，他在花街触目所及的是乱成一团的现实。他与两个“哥们”谈正午、周光明悲壮地相约去少林寺学武，可梦境一旦落实到现实之中，则显示出其苍白无力：路途遥远，花费不少，沿途都是陌生人，前路充满不可预知的想象的危险，于是他在去少林寺的半路上一个人跑回来了。这是成长初次面对的梦想与现实的错位，这种强烈的反差映衬出少年/成人、想象/现实之间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巨大沟壑。这个成长过程并不复杂，也没有因外界波动而造成的残酷和惊险，却包孕着少年初次面对世界的全部隐痛。
在第二次去少林寺的路上，陈千帆不经意见识了两次死亡，一次是在他心仪的大学附近，一个大学生在骑自行车时因不小心碰到一个女孩而被其男友打死，一次是在乡村群架中无意发生的命案，这让他在对生命的脆弱感到惊惧的同时，也对武功失望并且发生了怀疑，加上他曾经在花街见识过的四大金刚和斧头帮之间的血腥纷争、一心想向吴大拿学艺却除了花钱照顾他的生意外一无所得，他的侠客梦彻底破碎了。徐则臣深知梦想与现实的碰撞带给成长主体的震惊式体验，于是，他采取了“在路上”的方式，将陈千帆的心理变化镶嵌于对世界的旁观式感受之中，作为一种对照或见证。成长的记忆因此在呈现远去的少年梦想与心事的同时，使小说具有了灵动的气息和飞升的可能。
对外部世界的失望被转化为内在的心理感受，那是一种深深的沮丧和随之而来的自我放弃，它们形成了主人公的生存境遇，这比外部世界带给他的侵蚀更加刻骨铭心。小说还写到了成长中无处不涌溢的青春欲望，甚至少年自己也为这莫名的欲望而害羞、惊慌和难以释怀。如果说“命名”和学武之梦都是“伪装成人”的标志的话，那么，欲望的折磨可以说是少年生命苦旅的开端，每一次悸动都像是与自我的搏击与挣扎。在这种叙事中，徐则臣再次显示出了他对青春与内心生活的细察才能，通过种种事件和冲突，他心怀暖意地呈现少年琐细卑微而又浩大无边的烦恼与憧憬，将他的感情生活和狂乱躁动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就在陈千帆胶着于命名的烦恼和临阵逃脱的灰败时，一个名为郑辛如的女人因身发奇痒找到陈医生，病没有治好，却顺理成章地带着侄女（实为女儿）郑青蓝租下陈家的老屋，在这里安营扎寨。这个女孩漂亮，发育良好，学习优秀，一心想考医科大学。在徐则臣笔下，我们看到了一幅生机勃勃的心理成长图，这是一种近乎透明的纯真与坦白，它复活了我们关于感情初次萌动的全部记忆：当郑青蓝到班上来找陈千帆时，同学们起哄，他觉得自己的脚脖子都红了，又为自己的慌神感到懊恼；他第二次离家出走归来时，看到这个女孩眼中有泪，不解而感动；当她被斧头帮帮主柳斌调戏时，他递给她一把匕首，却发现她脸上掠过一道惊心动魄的冷；在关于她的流言传开后，陈千帆莫名其妙地挨了她三个耳光，从此他们之间的沉默坚若磐石……青春的悸动、凝固的沉默、别扭的互不理睬，其实都隐藏着少男秘密的自尊。与青春记忆相关的初次心动被赋予了双重属性：甜蜜而酸涩的心动与长大成人的苍凉无奈，这使文本缭绕着经久不息的伤感与惆怅。
陈千帆与郑青蓝的关系可以说是小说中最主要也是最伤痛的青春体验，由于弥漫于花街的成人欲望气息，更由于庸常伦理对于少年男女的亵渎，致使陈千帆只能对心爱的女孩保持远距离的、貌似成熟的观望。柳斌对郑青蓝下手未果，此后便在花街传开了关于她的流言。面对这一切，陈千帆无能为力，这带给他强烈的迷茫与内疚，生命中最初最美好的情感萌动成为少年生命中的残酷事件。物理会考时，郑青蓝扔给陈千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又被传给了谈正午和周光明。事发后，郑青蓝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意味着她将要被取消高考资格。与其说她是为陈千帆等人解围，不如说生活在痛苦屈辱中的她以这种方式将自己逼入了人生的另一种选择，而她对陈千帆的“勾引”传达的却是她在成长路途中自我拯救的绝望。作家用他冷静的观察、阔大的仁慈与温和的悲悯，将一段成长岁月处理得葳蕤婆娑，汁液饱满，在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场景下聚集起暧昧难言的感觉碎片，于生命的幽深来处洞见了青春之痛与命运之隐秘。
这是一部“成长之书”，少年们在成长路途中历尽煎熬，内心与外部世界织成复杂的纠葛，一点一滴的蜕变都带着向世界趋同或远离的苦痛。但是，“成长”并非小说的最终意旨，而是通过简单纯粹的青春记忆与成长体验表达对世界的领悟，指向日常生活的永恒与稳定，叩问人的心灵与人性。也就是说，“成长”所通往的还是日常生活与恒常人性，复杂人生的意义出口其实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内核那里。从徐则臣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下生活的暧昧驳杂，那是个人化的历史，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徐则臣在书写少年心史的同时，呈现了花街父辈急渴而焦灼的欲望博弈，以及以花街为代表的世俗庸常之心。当陈千帆沉迷于侠客梦时，花街发生的械斗和他沿途所见的血腥事件却无情地宣告了现实对梦想的击毁；当主人公在青春萌动中体会初恋的酸楚时，陈医生也在为郑辛如扎针治病的过程中感到了极大的恐慌以及难以言明的兴奋与甜蜜，加上医生太太的冷眼监督，堪称“一场成人勾心斗角的游戏”；当陈千帆被郑青蓝“勾引”上床、内心的恐惧大过欲望时，一个身份不明的大胡子正在郑家母女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后将故事引向了未知的结局……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仅仅通过主体的心理片断就能够揭示出时代的微妙心理，揭示出作为花街底里与内核的恒常人性。对那个时代的成长困厄与日常生活，人和世界之间不断变幻的关系，人的无法把握的命运，通过主体的感受就表达得非常透彻，非常深刻。
徐则臣在观察描述这一切时，采用的是少年视角，他以平和温婉的叙事方式，让花街的一切都在陈千帆的目光中不动声色地推进：花街的欲望伦理自然天成，郑青蓝美好如同少年时期的梦境，斧头帮的凶悍里包含的依然是少年的青涩，与谈正午、周光明的分道扬镳并不多么惊心动魄……通过少年的观察，平庸的生活被编织得枝叶纷繁，成长之心与凡俗之意被雕琢得活灵活现，它们共同构成了小说生动可感的物质外壳。由于孩童和少年没有道德、知识、理性等外部价值体系的牵绊，他们看到的世界也许恰恰是最本真的。徐则臣说：“儿童和少年视角有个先天的优势，就是他本身缺少明确的价值判断，这对经营开放式的小说，挖掘小说意蕴的无限可能性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儿童的视角不做判断，也就等于作家不做判断，他只呈现，让一千个读者去发现他们的一千个哈姆雷特。”[④]通过少年视角“呈现”芸芸众生、饮食男女、生老病死，这里有先锋派对徐则臣“影响的焦虑”，也有作为“没有‘故事’和‘历史’”[⑤]的70后对匮乏的叙事资源的探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出色的书写者与代言者。
这部小说在叙述上依然体现了徐则臣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始终荡漾着“慢”的韵律。对于初涉人世的陈千帆来说，他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本应当很激烈，但徐则臣并没有张扬这种激烈，而是不疾不徐地推进故事。这种“慢”来源于作家的小说理念，他说要“把所有的文字都落实，让它们沉下来静下来，让它们说话”[⑥]，“慢”可以有效地释放人物、语言和情节的“紧绷感”，使观察世界的感觉和视角变得丰盈起来。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慢”里，蕴含着作家对于世界的观察和体认。他貌似平和迟滞地融入生活，可是我们却能够看到，他在悄悄凝视那些游荡于心灵与现实罅隙间的青涩灵魂，并慈悲地懂得他们，记录他们。
注释：
[①]师力斌、徐则臣：《切肤的生命感和独特的体验》，《文学界》2006年第2期。
[②]师力斌、徐则臣：《切肤的生命感和独特的体验》，《文学界》2006年第2期。
[③]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④]师力斌、徐则臣：《切肤的生命感和独特的体验》，《文学界》2006年第2期。
[⑤]徐则臣：《70后的写作及可能性之一——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演讲（节录）》，《山花》2009年第3期。
[⑥]徐则臣：《吞吞吐吐》，《西湖》2004年第10期。
（曹霞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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