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说参证当代历史——蒋子龙小说印象(一)
| 优秀的小说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它不仅仅是精神灌注、展现审美形象的文学作品，亦可当作历史来读，是历史的参证和补充。蒋子龙的小说便是其中的代表，从1979年发表的小说名篇《乔厂长上任记》到2008年出世的长篇巨制《农民帝国》，蒋子龙始终关注现实、思考现实，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他以小说的形式解剖社会、挖掘灵魂、探索和揭示历史的动因，“纠缠如毒蛇，执着如冤鬼”，（鲁迅：《杂感》，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其30年小说创作的历程与业绩，已然和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融为一起，成为当代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造就了蒋子龙，没有特殊历史时期的推动，蒋子龙很难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如他在《蒋子龙选集自序》中说：“我似乎天生是一个巧匠能工，理应从事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安居乐业。同样也是由于生活中发生了一连串突然的事件，我像江心的一块木头，身不由己，被巨浪推打着走入创作的航道。……如果我抛开了创作，一定会平安无事。奇怪的是每经受一场灾难，就逼得我向文学更靠近了一步。我本不爱文，生活作媒，逼我爱上文，再要‘棒打鸳鸯’，显然是不可能了。”另一方面，蒋子龙的小说也成就了历史，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参与到历史的合力中，并成为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关节点。蒋子龙与当代历史之间仿佛有着很强的互文共生关系，这一历史的开端就是他的《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对于蒋子龙来说具有标记性的小说不仅开“改革文学”之风气，从而引领和推动了新时期以来“改革小说”潮流的发展，创造了乔光朴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者”形象，而且实现了小说对现实生活的成功介入，以至于乔光朴不再囿于小说的限制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农民帝国》则可以看作这一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结点，它在延续了《乔厂长上任记》风格特征并继续介入社会生活中的同时，也集结了蒋子龙30年来小说创作的经验及其原型母题。所以，在《乔厂长上任记》与《农民帝国》之间，不仅可以为蒋子龙小说创作划出一条发展、嬗变的主线，而且也可以勾勒出他的风格特征，并大致呈现出他的精神历程。 据蒋子龙介绍，《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是被生活逼出来的，主要人物都有现实的原型，如冀申是根据他所认识的一位十一级干部为主，同时添加了某厂一位革委会主任和某位十九级干部的事迹塑造的，石敢的原型是他所敬重的一位局党委书记，乔光朴原是蒋子龙跟过多年的厂长，这些高度“仿真”的人物使得小说本身具有了“纪实性”的特征。而且蒋子龙的目的是“干预眼皮子底下的生活”，所以他写完以后迫不及待地想要小说和现实发生关系，“我曾经幻想，要是把全系统的厂长们召集到一块，让我把这篇小说念一遍多好。念完之后就是立即批判我，审判我，我也认头了。党培养我那么多年，我看出了问题，写进了小说，多少会对厂长们有一点启发，我也算尽了一个党员的责任”。作者以急切的入世心态写作以现实人物和事迹为题材的小说，虽然难免使作品显得“很粗糙”，情节结构上存在着一种“急躁感”，但它产生的现实效益和历史作用是明显的，它从超越文学界限的功能中发挥了自己的最大作用，并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果敢、坚毅、锐意开拓进取却又稍带武断和自负色彩的乔光朴也跃出了《乔厂长上任记》，不仅成为蒋子龙“开拓者家族”小说中的一个代表，同时他也在当代文学中“开拓”出“新的手法”、“新的角度”和新的基地。 蒋子龙把写“乔厂长”的小说称作“现实主义”，认为这个“现实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发达。所以当“乔光朴们”已经达到自己无法超越的高峰时，蒋子龙毅然在最为辉煌的1983年告别了以“乔厂长”为代表的工业题材的小说写作，转而选取更具有纪实性特点的传记性的小说来开拓新的领域。中篇小说《燕赵悲歌》、《长发男儿》和长篇小说《蛇神》就是这一开拓的结果。 《燕赵悲歌》被人们称作“报告小说”，蒋子龙亦高兴接受这一评价，但这个命名体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与妥协。这篇小说首先是一个“报告”，它写的是中国一个著名的村庄的改革史及其那个轰动一时的风云人物的发达史，除了人物名字和村庄名称做了改动以外，许多故事情节几乎都可以找到真人真事的底子，很难发现虚构的东西，因而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新闻性和时效性，与报告文学几无差异；另一方面作者实实在在是当作小说来写的，蒋子龙在《燕赵悲歌》的笔谈文章中指出：“我有意采用相声的结构，忽而跳进，忽而跳 |
2012年1月10日 20:45
ꄘ浏览量：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