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潮中的女性力量

广义上的非虚构写作由来已久，而作为一个文学话题和一群特定的文本指称，非虚构写作近两年尤其引发了一些关注。作家们以“在场”的方式和纪实的手法，直面社会民生等诸多问题，为人民与大地写作，唤醒和开掘了文学的行动力与介入力。在这股非虚构写作潮中，女性作家的创作尤其引人注目。《梁庄》(梁鸿)、《羊道·春牧场》与《羊道·夏牧场》(李娟)、《上课记》(王小妮)、《盖楼记》与《拆楼记》(乔叶)、《女工记》(郑小琼)等作品先后关注乡村建设、新疆边地生活、校园新生代、工厂女工、被拆迁群体，借由个人活生生的独特经验而触摸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作品发表、出版后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度。尽管非虚构写作热并不只限于女性文本，但一个显在的事实是，由这些女性作 家创作的非虚构文本唤起了公众的阅读热情、引起了批评界的讨论，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女性写作遇到非虚构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多引起读者共鸣的作品，在非虚构文体与女性写作之间隐藏着何种关联，对女性非虚构写作特色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将为今天激活文学的能量提供何种借鉴？
　　 在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紧张地带
　　 为什么读者爱读非虚构作品？因为读者渴望从文字中读到作为个体的真实感受，更重要的是，渴望写作者对我们身在的现实进行真实的倾听、书写和理 解。非虚构文体的兴起回应了这样的“渴望”。所谓非虚构，包含着一种“争夺真实”的努力，诚如李敬泽所言：“我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确证 和表达真实的足够的志向、诚意和能力。希望通过‘非虚构’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
　　 将近年来的非虚构文学创作热潮放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脉络约略可以看到某种轨迹：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叙事是与文学启蒙有关的，作家们喜欢将自己的个体经验上升为国家经验讲述；1990年代则是与公共经验的断裂时期，写作者们以强调个人的、身体的、物质的、日常的、破碎的经验来抵抗对公共记忆的简单图解；而近十年来，如何将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进行有效的转化，如何将文学重新唤回到社会公共空间，这成为中国文学面临的内在困境。非虚构文体 的开放性为当代文学如何摆脱90年代“自传式”、“个人化”的写作习惯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它扩大了文学的写作场域和表达边界，也因此挑战并且丰富了对文学本体的认识。
　　 对女性写作来说，摆脱长期以来的“自传式”、“个人化”的写作习惯，打通与外部世界的情感关联，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非虚构写作恰恰提供了这样一次机会，使得她们可以在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之间的紧张地带书写，用公共生活的沉重来击碎个人幻想的镜像，同时又以具体可感的个人经验对蹈空的、大而化之 的公共经验进行质疑和补救。当强调关注社会现实的非虚构文体与强调个人化叙事的女性写作相遇，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出现“交叠”，非虚构文体本身具有的对“真实性”、“亲身经验”的强调与女性写作中对“个体经验”及细节的重视，使非虚构和女性写作的结合产生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这最终成就了一个个独具意味的女性文本。
　　 从“我的世界”到“我眼中的世界”
　　 以“我”为视点，对有关现实热点问题进行非虚构书写，必然地要求作者去思考“我”与“现实”、“我”与“时代”的关系。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梁鸿 借由《梁庄》讲述了她所见到的20年来故乡发生的变化，用个人的目光打量农村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乔叶在《盖楼记》、《拆楼记》中讲述的则是“我”和姐姐一 家亲历的拆迁，对我们这个时代纷繁复杂的“拆迁”问题做了一次剖面呈现；《女工记》中，郑小琼以诗歌及手记的形式还原作为个体的女工，书写她们在流水线上与流水线背后的酸苦；《上课记》是诗人王小妮自2005年以来任大学教师的教课手记，是见证与对话校园里“85后”、“90后”新一代青年人的诚实记录。
　　 使用“我”来讲述个人亲见是这些非虚构作品的共同特点，这在近百年来的自传式女性写作中似乎并非创举。但是在自传式女性写作中，“我”是主角， 世界的一切都是以“我”为主。而在非虚构女性写作中，“我”不是主角，“我眼中的一切”才是我的主要叙述对象。写作者面对世界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自传式写作是内视的，是倾听自我声音的；而非虚构写作则是向外的，是倾听他者之声的。以“我”的视角书写“我”眼中的世界，虽然带有“我”的认识、理解、情感，但 最终的写作目的是希望“我”眼中的世界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即渴望“个体经验”能有效地转化为“公共经验”，因为“我”是大地、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一部分。
　　 因此在这些文本中，个体被放置于“家庭”、“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去理解和认识。《女工记》中女工不仅仅是女工本人，还是作为女友、作为女儿、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女性。还原为“家庭”成员是重要的，它唤起了读者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情感：那站在流水车间里的每一位工人，都是家庭里的重要成员，这是最基本的具有通约价值的情感，是能将读者团结为“社会共同体”的情感。一如《梁庄》中少妇春梅和丈夫的夫妻团圆、性问题，既是个人的伤痛，也是家庭的伤痛。当村庄为无数家庭之痛所困，岂不也是社会之困局？从家庭出发对农村问题的表现也是最能引发读者共鸣的。
　　 通过将个体还原为社会成员的方式，这些非虚构文本使留守的村庄、流水线上的青春、对峙的拆迁等社会问题以别一种面貌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中，使写作 者的个人经验有效地与集体感受打通。它也表明了这些女性写作者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个人的生存并不是个人化生存，社会关系是我们对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这有别于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尤其是女性个人化写作中“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的壁垒分明。
　　 文学重回公共生活的可能途径
　　 王小妮、梁鸿、乔叶、郑小琼、李娟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写作者，她们也很少去刻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但这些文本所构造的独特的社会“风 景”都是通过一位女性的眼睛来完成。当这些写作者们试图书写一位女性眼中的“世界”和“现实”时，她们所谋求的不是边缘性、私密性与性别化，相反，她们试 图在文本中生产出独具视点的公共议题，她们渴望个人的关注点能与“社会关注点”衔接。
　　 这并不是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而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恰如其分的担承。郑小琼说，“我并非想为这些小人物立传，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原本是由这些小人物组成，正是这些小人物支撑起整个世界，她们的故事需要关注。”作为女性作家，她们对于个人的社会责任也有深刻的反省，一如王小妮所言，“在记录和 写作的过程中，也是审视反省自己的过程，从一节课的准备到一个学期的终止，不断地自我调整修正，从一个传统施教者的角色渐变成一个讲述倾听讨论观察者的角色，这变化丝毫没有被动性，我想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一个今天意义下的好老师。”
　　 忠于个人经验式的“呈现”，是非虚构写作的优势，但也可能是桎梏。非虚构写作内在的问题在女性作者这里同样存在。写作者是否应该只满足于个人经验或把目下的现实呈现出来？如何避免对“现实”的流水账式、表象式的记录？如何处理现实中的“真实”与文学表达中的“变形”？非虚构写作在“呈现”的同时，是否应该提供认识世界的方法、深刻反思和反省社会与自身的方法？对现实的忠诚“呈现”是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新起点，但不应该是终点。非虚构写作不应该只 是现实的镜子，还应该是现实的放大镜与显微镜。
　　 而就女性非虚构写作而言，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缺乏文体意识的自觉。如何强化女性非虚构写作的文体意识，使得这种写作既秉持内心的敏锐又不沉溺于主 观自我，既有现实关注的真实质感又不乏审美创造的艺术质感，将女性写作的优势与非虚构写作手法进行更为完善的结合，这是摆在女性写作者、摆在非虚构题材前的一个挑战，也是非虚构写作增强其干预公共生活力度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