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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蛙》里一个场景触动。小说中的姑姑一个人走夜路，两边是一人多高的芦苇。一片片水，被月光照着，亮闪闪的。这一刻，姑姑听到了叫声，“蛤蟆、青蛙、呱呱地叫。这边的停下来，那边的叫起来，此起彼伏，好像拉歌一样。有一阵子四面八方都叫起来，呱呱呱呱，叫声连片，汇集起来，直冲到天上去。”那个夜晚，姑姑体会到恐惧。“常言道蛙声如鼓，但姑姑说，那天晚上的蛙声如哭，仿佛是成千上万的初生婴儿在哭。姑姑说她原本是最爱听初生婴儿哭声的，对于一个妇产科医生来说，初生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蛙声如泣诉，姑姑跪在地上，她像只青蛙样爬行。“这时，姑姑说，从那些茂密的芦苇深处，从那些银光闪闪的水浮莲的叶片之间，无数的青蛙跳跃出来。它们有的浑身碧绿，有的通体金黄，有的大如电熨斗，有的小如枣核，有的生着两只金星般的眼睛，有的生着两只红豆般的眼睛。它们波浪般涌上来，它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把她团团围住。”
姑姑想逃跑，在奔跑中她回头看，那景象令她魂飞魄散：“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叫着，跳着，碰撞着，拥挤着，像一股浊流，快速地往前涌动。而且，路边还不时有青蛙跳出，有的在姑姑面前排成阵势，试图拦截姑姑的去路，有的则从路边的草丛中猛然地跳起来，对姑姑发起突然袭击。”
姑姑恐惧，因为姑姑知道，那万千青蛙是她曾阻止出生的生命；她知道，那“蛙”声一片，是“哇”声一片，也是“娃”声一片。——那些被扼杀在胚胎里的生命，就这样在某一个夜晚集体向姑姑追索、声讨。生活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的中国人，每个人都不能不被这奇幻场景刺痛，它如此有象喻色彩，它如此具有清晰的指向性。姑姑遇到的场景是真的吗？也许它们只出现在我们孤独的梦里，但在那奇幻场景下的隐秘疼痛，却早已在我们身体里种植。
无法言说的疼痛被蛙声齐鸣的“奇幻场景”唤醒。《蛙》象莫言其他小说一样，写得茂密茁壮，幽深而诡异。尽管它直面当下现实，但又具有荒诞性和传奇性。——姑姑名叫万心，她是共产党人，一位助产士。曾经的高密东北乡的送子观音，后来成为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执行者。以姑姑的一生为镜，《蛙》书写了中国社会生育制度的巨大变革，又或者叫癫狂，人类在生育繁殖史上的曾经有的和正在进行时的癫狂。
作为小说人物，姑姑很“典型”，她的身与心，都是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紧张对抗的角逐场。她追逐正值生育期的男人或女人，她带领武装力量威胁孕妇家庭要点火烧房……她遇到抵制，哭泣，鲜血，咒骂，但她“真理在握”，一往无前。――逐渐降低的人口增长数字显示了姑姑们工作的切实有效，但是，你很难说国家意志攻无不克，在今天的农村，在有着亿万身家的富一代和富二代的家族里“独生子女”并不存在，而小说中姑姑助手小狮子退休后对生育儿子的热衷更是这场“较量”的深刻隐喻。
这是多么艰苦卓绝的战斗和争夺！国家与个人，在进行有关身体的拉锯大战，他们不屈不挠地在争夺对身体的支配权和所有权。那些有着茁壮生命力的身体，在国家政策面前遇到了何等的磨难：做了节扎的男人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男人，性功能出现问题。更让人感慨的是女人身体。被追赶的孕妇张拳老婆多么渴望跳到河里逃脱，以生下她已快足月的孩子，――被救上来时，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她双腿间留下的鲜血以及她和孩子都行将死亡的运命，面对无情的姑姑，这女人留下了最真切的诅咒：“万心，你不得好死！”叙述人蝌蚪的妻子王仁美终于怀上二胎，姑姑堵在她家门口，在劝说和威胁之下王仁美答应给已经成形的孩子引产，最终留下凄惨的遗言：“姑姑，我好冷呀。”美丽的侏儒女子王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早产了第二个女儿陈眉，也留下她对姑姑带血的感激：“谢谢你让孩子来到人间。”
……
这是为生存而生育的的村民，这也是为生育而死去的高密东北乡人，——当这些人物以极具戏剧而又不无真实的命运出现时，《蛙》里包含的是“生育何以为生育”，“生存何以为生存”的谜题。莫言有着这个时代一位书写者应该有的敏锐，他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感，他触到了整个中国人内心的隐痛，这甚至也是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蛙》书写的是整个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以来的巨大困惑，――我们该怎样理解人类的生育问题与世界环境的不断恶化，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生育权和人类的发展权？如果一个孩子只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孕育，它有没有生命权？我们作为人的自由和权利该怎样界定？
姑姑晚年充满负罪感。在夜晚，她听到蛙鸣，意识到那是无数婴儿在哭泣和控诉后，她最终决定嫁给捏泥人的郝大手，希望将消失在风中的那些孩子们重塑。此后，姑姑的屋里，东、南、北三面墙壁上，全是同样大小的木格子，每个格子里，都安放着一尊“娃娃”。每个“娃娃”，她都能记起他们是哪一天被引产、流产，十八年前、十七年前、十六年前、十五年前……如果他们活着，他们早已长成翩翩少年！
读《蛙》能强烈感受到莫言的疼痛，整部小说因使用了对日本友人诉说的书信体而具有感染力：他为高密东北乡的男女子民们顽固的子嗣观念迷惑，他为走出那块土地的陈耳和陈眉的悲惨命运而痛楚：她们中一个在东丽玩具厂的大火中一个被烧成焦炭，一个被烧毁面容。《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育史，更是几十年来被时代纽结的中国人的命运缩影。疼痛感背后是一位知天命的男人的慈悲心。这慈悲是姑姑面对那些“娃”们的忏悔，是“父亲”莫言面对那些消失的孩子们的眷恋，是兄长莫言对生活在当下兄弟姐妹运命的深切关注。小说结尾的“戏剧”处理使整部作品进入高潮，――小说家使用了戏剧表达的方式，使每一个癫狂而痛楚的人物姑姑，陈鼻，陈眉，以及郝大手、蝌蚪的戏剧性命运非同寻常地在一个场景里共时出现。
三年前，我第一次读《蛙》时，曾无数次想到多年前看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的场景。那小品戏谑、调侃，是对超生夫妻们的讽刺和规劝，它曾让我笑得前仰后合，甚至笑出眼泪。直到此刻，我都能听到自己当年年幼无知的傻傻的笑。但我也无数次为自己的笑声羞愧。是《蛙》让那种笑声停止，是《蛙》让所有发笑的人深感羞耻。——在这样的嘲笑背后，我们可否听到男人和女人疼痛哭号，可否了解许多母亲要为腹中未曾出世的孩童付出鲜血和生命？我们有何资格嘲笑他们，嘲笑那些父亲、母亲、以及他们那些在肚子里的孩子？在“蛙”声齐鸣的表象之下，莫言说出的是最朴素的道理：那些“东躲西藏”，一点儿也不好笑。那些疲于奔命，那些如丧家狗一样的张皇，多么需要体恤和理解。
这就是《蛙》的意义，它不是从国家视域角度讲述三十年来中国生育革命，它是来自高密东北乡的讲述，它是个人的，它是民间的，它是来自每个中国人内心的，它是让每一个中国人感同身受的。
人畜相杂的轮回
《蛙》写的是子宫里的死亡，写的是生的困难，写的是生育，生存，以及生活本身。在创作《蛙》之前，莫言出版了长篇小说代表作《生死疲劳》。在那部小说里，莫言写的也是“生”，一个人的不断的“生”的“轮回”。当然，写的也是“死”，一个人如何和“死”较量，一个人如何对他的“死”不屈服。
《生死疲劳》元气旺盛，它写的是家族史，大约是从1950年10月1日到千禧年的五十年。主人公西门闹是西门屯的大地主，勤劳、做农活有着强迫症倾向，他与我们脑海中的地主形象有所差异，――他行善积德，也救别人的命。但他面对的却是“横死”的命运。他在1950年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时，内心充满了委屈与不平。对于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死亡结局，只有“这一个”，他不服。
西门闹真是闹啊，他在阴曹地府里受了两年的煎熬，鸣冤喊屈，即使在油锅里被“炸干”也要申冤。最终，阎王爷同意他“不死”，同意他转世投胎，“活”过来。西门闹死后重生，他转生为驴，死去；转生为牛，又死去；再转生为猪，再死去……一直转生为狗、猴以及大头婴儿蓝千岁。经历了“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也目睹了五十年来整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之后，小说的倒数第二章，西门闹再一次被带到阎王面前。阎王问：“你心中，现在还有仇恨吗？”西门闹犹豫之后最终摇了摇头，他服了，他接受了死。结局之后，整部小说开始了它本应有的那个开头：“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那天讲起……”又是轮回。
《生死疲劳》里有不同一样的生死观。莫言以阴曹地府的形式唤回了我们遥远的共同记忆。无论你指责这样的想象多么迷信、荒唐和不科学，可是，我们的精神渊源其实就是出自那里。在那个奇妙的核子里，就是我们最朴素的来源和出处。
《生死疲劳》具有好小说的气质。――整部作品虽然以家族史作底，但依托的是生死轮回的时间概念。这与西方的线性的观念完全不同。尽管小说中也有“公元时间”，但“轮回”和“转生”却来自佛家。事实上，当我读到阎王殿里的油锅，看到牛头马面和高贵的蓝色的鬼脸鬼卒时，我深信莫言把每个中国人内心的集体无意识里的鬼神进行了文字的重新复现。还有那遥远的高台和迷魂汤，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或者生活中，都深为熟悉这样的传说，以至于他们渗入我们的血液里。
小说中关于人与动物的转换也有意思，每一次的转生，西门闹几乎都开始他的另一种畜牲生活，驴、牛、猪、狗、猴――有了灵性的动物每一次都转生到他的子孙的生活中去，人与畜牲的生活相吸相生，在畜牲眼中人们的行为被扭曲和放大，在牲畜身上发生的故事有时候更震撼，――你读每一部分时都要重新体会一种动物的习性，不同的高度决定了他们看到的世界不同，牲畜眼中的世界和读者本身固有的人的世界的理念纠缠在一起，这是难得的、有挑战性的、充满阅读快感的旅程，我感动、难过、悲凉，也无言以对。这些转生动物视角的引入，使你不由会想到中国传统中的万物相长的观念，人与牲畜之间的亲缘关系――民间的善恶标准，生死观念，朝代更迭，都是轮回，都是混沌。
在当代，有很多小说家在追求如何回到民间。但莫言的实验显然更为彻底――小说每一章节都以古代白话小说章回体的标题出现，比如第一章是“受酷刑喊冤阎罗殿 酷欺瞒转世白蹄驴”，比如第二十一章的标题为“再鸣冤重登阎罗殿 又受瞒降生母猪窝”等。《生死疲劳》把民间戏曲、说唱形式移植于小说中，与中国传统精神有关的内容、时间观与价值观与说书形式相互依托――内容与形式和谐地统一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强烈的“中国精神”，属于中国传统的“民间精神”。读《生死疲劳》时，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意志：人，是有魂灵的，即使死了，也要寻找他的尊严和权力。在无神论的语境里，在“不信”的时代里，《生死疲劳》对人的魂灵和尊严进行了一次探底。
《蛙》和《生死疲劳》使人意识到，莫言小说魅力在于奇幻外核之下的朴素与本真，有时候，这位作家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讲了一个常识，关于人的常识，关于生的常识，关于死的常识，在常识常常被遗忘的时代里，这位小说家选择讲述常识。这两部小说也都让我想到《聊斋志异》——在花妖鬼狐的掩护里，蒲松龄先生所做的也是现实主义的，甚至这些尝试也让人无法不想起《西游记》以及《封神演义》，甚至还有《窦娥冤》，《牡丹亭》等的神怪文学传统。
在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中，莫言曾把他对民间资源的追溯自评为：“大踏步撤退”，并且，他认为自己“撤退”得还不够。今天，当我再次想起他的“撤退”说时，我发现这位作家老实面孔之下的某种“狡猾”，他这分明是以退为进，以攻为守啊。——这哪里是什么“撤退”，这正是他的“先锋”。稍微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状的人就会知道，这样的尝试，使莫言一下子远离了当代的许多潮流写作而找到了他强大的根基。当一位小说家渴望将他的个人才能溶进久远的文化传统中时，他其实是找到了他的家园和真正的路，剩下的，只需大踏步走便是了。
——读莫言的方式有多种，看奇幻的看奇幻，看狂欢的看狂欢，但最终，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复归土地，来自民间的都会返回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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