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研讨会
| 编辑导语： 天津市作协于4月27日在津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研讨会”。来自天津作协、天津社科院、天津师大、南开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研讨。大家表示：七十年前的《讲话》和今天党的文艺方针一脉相承，都是在提倡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发展文艺事业。《讲话》是我们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我们应该继承优秀传统，弘扬《讲话》精神，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奉献出我们的才智。 |
|
一脉相承七十年 |
|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不久前作家出版社邀请作家手写《讲话》段落，结集手稿成书，这是对《讲话》最富创意的纪念和最为真诚的回首。还记得书写时那种庄严的感觉。 七十年前的《讲话》和今天党的文艺方针一脉相承，都是在提倡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发展文艺事业。胡锦涛总书记在关于文化艺术的讲话中多次提出要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提倡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七十年来，文学前辈为我们创立了光荣的传统，他们的为人和作品将永远是我们的楷模。而对于我们来说更加幸运的是，我们所置身的是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创作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可以独树一帜，推陈出新。我们有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做背景，我们可以共享世界的经典文化成果。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对社会及大众的影响深刻而普遍。所以把什么样的作品奉献给读者，以怎样的精品力作引导文化进步，就成为了每位作家身负的使命。我们只有把大众的思考、情感、乃至困惑真实地表现出来，才能和他们心心相印。我们只有把美好的情感和事物传递给读者，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期待明天。我们只有在这个物质化的社会中坚持文学的操守，才能为读者营造出健康向上的精神家园。我们只有坚持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才能让文学成为推进社会进步、引导文明前进的动力。 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文学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而就是这种多元化的景象，传承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精神，带来了文学今天的繁花似锦。 对于文艺作品标准的新认识 万镜明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文艺批评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对待文艺作品要用两个标准去评判，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政治标准”的提法产生了困惑、质疑甚至否定。我们知道，《讲话》产生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背景下，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异常活跃，不仅阻碍了抗日斗争进程，更为严重的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也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作为一个政党，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对于文艺作品而言，政治性、方向性至关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70年后，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重读《讲话》，特别是其中对文艺标准的论述，仍然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 我认为今天看所谓“政治标准”，应该去掉其政治色彩，将之理解为当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观念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看，无论经历了多少朝代变更，多少兴衰战乱，她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忠孝等优秀品质已经作为民族精神世代流传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主流价值标准。一个政党的执政主张必须符合并能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一部文艺作品应该经得起时间和受众的检验才能成为精品，时间的延续和受众的层面是无法预料的，但只要作品中具有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它就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使人感觉隔膜或因受众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疏离感，在任何时间、任何群体中都能引起共鸣，经典的魅力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应该从用更为宽泛的概念去理解文艺的“政治标准”，文艺的“政治”属性不是空洞的传播工具，而应该是作者的核心思想观念的体现，它也应该是民族的、社会的、大众的，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坚持学习《讲话》推动文化大繁荣 王玉树 七十年前，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它不仅成为指引全国抗战文艺的“总方针”，也为开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革命文学的中心就向延安转移，左翼作家们从上海各地到此集结，面临着进入1940年代的转型时期，即从思想意识到创作实践都必须转换角色，无条件地深入解放区火热的斗争生活，自觉地歌唱人民大众当权的新时代。因此《讲话》着重阐明文学与时代（历史）的密切联系，文艺家作家应当认清在民族解放的大潮中，承担起完成艺术运动的使命和作用，要把解放区作为光明与进步的象征来歌颂。但有些人热衷于搞“暴露黑暗”的杂文创作，毛泽东严肃批评他们因为分不清“是延安还是西安”，立足点还没有完全转移过来。并为知识分子作家指明一条新生之路：坚决走与革命实践相融合，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彻底改造旧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这就是《讲话》的根本宗旨和赋予的历史意义，从此开启了从未有过的新时代文学的历史。 《讲话》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从实践出发而升腾为系统化的文艺理论，体现出作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文风。他不作空泛的理论表述，而是针对创作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深入调研，有的放矢地进行理论剖析，提出科学的结论，所以能令人折服。如政治与文艺的制约关系，作家对待生活源泉的态度，主观愿望与创作效果的差异性，等等，这样才能处置好文化机制各方面的策略性调整，建构了解放区文学秩序的纲领性文献。其实，在《讲话》发表之前的4月已经开始筹划召开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分别致信肖军、欧阳山、草明、舒群等征求意见，又邀请丁玲、艾青、罗烽、刘白羽、何其芳多人谈话，当面交换对文艺创作的看法。艾表还将与毛泽东交谈的要点，写成一篇专论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造成一种必须在文艺界开展“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的强大声势。在此前后，以丁玲、艾青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群，在小说、诗歌、散文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至今《讲话》中提示的许多重要文艺理论，对指导当前文学创作仍葆有强劲的生命力。它可以纠正偏离社会生活的轨道和造成粗枝滥造的流弊，只要坚持学习领会《讲话》的主旨，才能有效解决创作中遇到的各种困惑，真正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光荣使命！ 聚时代精魂 促多元发展 黄桂元 《讲话》发表于1942年五月的延安。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入一个相持阶段，毛泽东在《讲话》中极富针对性和远见地提出搞好“文武”两个战线，阐述和厘清了文艺领域中的一系列应该面对和解决的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比如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关系，源于生活与高于生活的关系，等等。实践证明，强调这些文艺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时中国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当时身处延安革命根据地，却洞察到了当时的国统区与延安格局地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帮助文艺工作者正确把握两者的本质区别，使他们思想上产生根本的飞跃，从而走上与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群众密切结合的道路，在文艺创作中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 重读《讲话》，感受最深的毛泽东对于“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之间辩证关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很显然，强调艺术与时代的结合，最终就是要归结为文艺“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的大命题。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某个特定时代生活的本质呈现和精神映射，有着历史教科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的纪念碑意义，如泰纳所说的：“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家和他们的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如今，在新的历史进程和时代潮流中，文学不应缺席，作家不应失语。一方面，真实的生活会比想象和虚构更丰富，更精彩；一方面，文学需要色彩缤纷的表现形式适应一个全新时代。这意味着作家的选材与叙事因此而有了更加宽阔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艺术选择。作家不应局限于书斋与想象，走向远比虚构更为复杂、厚重的社会生活，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以海纳百川的超越姿态真正抵达文学现场，为写作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有力方式，完成一种体现时代气质的人文担当。 而对于一个评论工作者，应意识到，当下文学批评在如何适应新时代文学创作多元化的总体态势，在如何增强批评的创造性和吸引力，树立批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和提升空间。在这里，把握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创新的核心，就是要找到特定时代的美学元素和风格特质，找到与时代审美前沿相契合的新的形式和语境。 《讲话》的现实意义与当前的写作伦理 南开大学文学院卢桢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提到《讲话》这个概念，除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外，恐怕我们不会再有其他的联想。的确，1942年的《讲话》所指明和规定的文学方向，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发展密不可分。时至今日，它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并在某些方面影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和写作伦理。 首先，《讲话》所关注和论述的内容与战时背景密切相关，因此后人对它的理解也多从文学为战争、阶级乃至政治服务的属性出发，进而指明其时代的局限性。固然，《讲话》的部分内容已经无法对今天的文学现场发出声音，但从整体而观，它所关注到的文艺创作的诸多角度，依然会被我们在言说今天的文学时予以借鉴和采用。比如，毛泽东反复强调文艺服务的对象问题、作家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文艺审美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及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问题……这些问题放在今日，依然是文学创作和评论界必须要始终关注的意义焦点。而这些进入文艺批评的角度，正是由《讲话》所引领出来的，它建立了一种文学批评的视角。 其次，《讲话》其人民性的精神内核作为一条清晰的主线，一直贯穿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文艺思想中，并在各个时期得到“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展。它所提出的“文艺的人民性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是指导我国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第七次全国文代会上，江泽民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去年召开的第九次全国文代会上，胡锦涛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标准，把服务群众作为基点和归宿，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立志做人民喜爱的作家艺术家，不断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把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种“以人为本”的创作观正体现出党的四代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由关注人民性的精神出发，我们通过《讲话》反观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便可发现，我们今天宣扬的很多概念如底层写作、写作伦理、打工叙事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建立一种平民的主体性，这个《讲话》对人民主体性的强调是合拍的。同时，《讲话》还要求作家拉近与读者的距离，避免闭门造车、过于沉迷于技巧而脱离群众基本的审美需要。而今天文坛那些所谓私人写作、商业写作甚至“行为艺术”一般的文学炒作，无疑是缺乏群众根基的“短视”行为，无法代表这个时代的写作伦理。 总而言之，《讲话》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文本，其关注视角和人民性的原则在今天依然存有效力，对于它的学习和研究，我们还应加强。 关于深入生活 肖克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是为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是指出文艺创作的原则和方向，之后便掀起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热潮。多少年来，无数文艺工作者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到今天。 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他的工作是写作，但是同时还要学习。作家深入生活，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方式。从事写作，须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比如向社会学习，这本身就要深入生活。所以，我觉得应当强调深入生活的学习特性，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加全面理解深入生活的原本意义，而不是把深入生活当成上级领导的号召，更不能当成政治口号。 作家深入生活，可以获得直接的生活经验和写作资源。但是，深入生活不应怀有急功近利之心，想吃鱼了就拿着鱼网去河边逮鱼，不想吃鱼了就把鱼网挂在南墙上。这样不好。只有怀着真正的学习之心，你去河边逮鱼才成为真心学习的过程。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你可能就深入生活了。深入生活的前提是你热爱生活。 向社会生活学习是我们深入生活的方式，那么读书属不属于深入生活的范畴呢？一个作家凭借直接生活经验写作，同时也要依靠间接生活经验写作。读书是获得间接生活经验的重要渠道，这也是学习。假若我在阅读《史记》，那么我可能就深入到司马迁所记载的历史生活中去了，这叫不叫深入生活呢？至少这叫历史学习吧。总之，学习往往能够使我们深入其间的。无论怎么说，学习都是作家终身的任务。 我以为，只要是学习行为就基本具有相当程度的深入生活的特征。深入现实生活属于是深入生活，通过专心阅读深入历史生活，也不应当被忽视。 一个写作者的深入生活，应当是广义而不应当是狭义的。深入生活的方式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走向田间地头是深入生活，但是肯定还存在其他深入生活的方式。当然，我主要是想强调作家深入生活的学习性质，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口号。 生活：文艺之花的甘泉与沃壤 王之望 《讲话》论述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其理论精髓完备而科学，依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指导意义。 所谓“生活”，有普泛性和主导性两类。有人竭力否认文艺源于生活，主张“自我表现”，表现“内心”。其实，完全脱离客观生活的“自我”和“内心”从来就不存在，而且人的“自我”和“内心”也无不由客观生活造就和制约。所以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或如鲁迅所说：“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再则，有论者混淆两类生活的本质区别，以前者取代后者，宣称“到处是生活”，动辄贬抑“红色经典”，只提“多元化”而很少讲“主旋律”，竭力淡化文艺反映引领时代向前发展的主导性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外文艺发展史证明，一切优秀作品特别是那些具有巨大审美认识价值的史诗性作品，毫无例外都是对彼时彼地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本质要求的真实反映。有出息有担当的作家艺术家，应该继承和发扬优秀文艺传统，勇于承担应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与亿万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打深井”、“接地气”，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其次，现实生活与作品所表现的生活。主张文艺源于生活，并非如有人担忧的那样会束缚作家艺术家自由创造的手脚，《讲话》十分强调发挥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文艺家在创作中有选择生活、改造生活和创造生活的自主权，以及在作品中评价生活和表达生活理想的充分自由。在创作中，一可丰富完善生活。生活的原始材料往往比较“粗糙”、零散和单一，需要予以加工和补足，俾使艺术情节、细节乃至人物形象更趋完善和丰满。二可合理推断生活。在创作中可以克服生活本身的局限，依据生活的内在逻辑和美的规律加以合理推断。三可虚拟生活。如神话、童话、神魔、志怪等类作品，大多是对现实生活的虚拟反映，但决不是凭空虚构，而是现实生活矛盾在作品中的曲折反映。四可比实际生活更“美”。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给人以更强烈的美感享受。总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文艺家可以展开艺术想象和联想的翅膀，“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而生活资源愈丰厚，艺术创造的空间就愈加宽阔。 生活、作品与“头脑”。三者之间关系中，后二者皆由前者所决定。但若无“头脑”，客观生活就不可能被反映，文艺作品也就无从创造。“头脑”在创作中，显示为敏锐的生活感受力、丰富而复杂的形象创造力，以及特殊的艺术传达能力。“头脑”的内在机制和特点不同，对生活的理解、感受和反映就不相同，导致作品“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的不同风貌，且其成就有高下优劣的悬异。文艺家必须不断在充实、更新和改造自己“头脑”上下功夫，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切实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奉献回报社会。 社会生活依然是文艺创作的根基 闫立飞 纪念《讲话》，应该学习和坚持党的正确的文艺观。《讲话》不仅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及学习问题，而且指出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学艺术遗产的继承与吸收，以及政治与艺术、普及与提高等多方面的重大文艺理论问题。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学艺术工作者离开书斋，摆脱狭小的圈子，进入田间地头，进入工厂车间，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长期扎根基层，创作出一批有影响能传世的经典作品。 天津作家始终以《讲话》为创作的指导方针。解放军进入天津前夕，孙犁写作了《谈工厂文艺》一文，明确指出“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号召“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入工厂和作坊”。作家王昌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两次到工厂体验生活，直接参与到工厂生产一线，创作了工业题材名作《海河春浓》。他在自传中特别强调：“通过朝夕相处与共同战斗，我对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有了较深刻的体会：他们是那样平凡而伟大。若干年后，当某些人对《讲话》破口大骂、全盘否定时，我仍然坚信《讲话》是文艺工作者的指路明灯，我确信从中得到了莫大的益处，这种益处决不因为以后的挫折而有所褪色。” 在娱乐至上、娱乐至死和媚俗与庸俗文化流行的当前，作家可以抛开现实生活的逻辑进行穿越、戏谑、无厘头和混搭，但是文学艺术精品的创作与创造，仍然离不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不仅仍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根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起到提升文学艺术创作水准和内涵的作用。有研究者提出解放后十七年作家中存在着“一部书”现象，即作家终生只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全部的心血和生活体验都用在这部小说中，因而再也没有创作出其他作品。批评者借此批评十年前作家缺乏创作才能。但是，相对于当前作家的高产和创作的粗制滥造而表现出来的创作“才能”和“聪明”，“一部书”现象反而显得弥足珍贵。《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大都是作家的“一部书”，解放初十七年作家的“一部书”也大都成为经典，当前许多作家并没有因为高产而创作出高品质的作品来。其症结所在就是作家与现实社会的脱离和生活基础的缺乏。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讲话》的科学性。 纪念《讲话》，我们也应该采取发展的态度。《讲话》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必然会带有一定历史年代的色彩，不可能回答当前时代出现的所有新问题。我们应以发展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理解和学习《讲话》，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小说不是编出来的 李治邦 常听到一些文友谈小说创作，谈来谈去就是一个字，编。就是怎么编的好，编的跟真的一样。有的还解释，说小说创作就是一个编，编的要有一定道理，跟真事一样。就跟小学生作文一样，编好了编圆了就是高分，编差了编薄了就是低分。 我承认小说是编出来的，但编只是一个技巧或者重要因素。小说编是个表层，内涵必须建立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核心两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深入生活。其实，为什么人与深入生活是一个主旨，那就是离不开社会，社会的主人公自然是人民。可能说人民是个大概念，说你要创作的小说题材必须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就是人民的一个缩影。我创作长篇小说《津门十八街》时，为了搜集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的那段发展历史，去图书馆翻阅报纸，去桂发祥企业了解炸麻花的过程，找老人给我讲解过发生在那时期风土人情。这部小说我写了整整两年，十易其稿，参考了几百万字的生活素材。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但我投入了感情，融入了进去，这也是深入生活的另一个方式。 我写公安预审人员生活的长篇小说《预审》。在炎热夏天着笔，到落叶铺满地的深秋完成。但这次感到像脱了一张皮，浑身都没有了弹性。因为，我把我的力量都吸纳进小说情节里，把我的生活激情也融合进小说里。我写到主人公预审官马个费与腐败斗争所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时，泪水也流在电脑键盘上。我知道，我是喜欢上我笔下的预审官。我到公安系统体验生活，采访一位年轻预审官。一个铮铮的东北汉子，长得威威武武，很有男人的威武精神，他对我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后来，我在塑造马个费这个角色中，他的影子总在我眼前晃动。你跟他在一起，会感到一种精神的支撑，能让你热血沸腾。如果我是个犯罪嫌疑人，我面对他会感到自己卑琐和龌龊。如果我是个胆怯的人，我面对他，会感到自己变得高大坚强起来。写作不是靠你胡想乱想，想得让人觉得不可信。我写这部小说，作家的职责是必须去体验你所描述的生活，与主人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和他们交上朋友。 创作就是这样，喜欢谁写谁，写谁更会喜欢上谁。其实小说也有杜撰，但要明白怎么去杜撰，杜撰什么能打动人，能让人喜欢。你对你的写作都不喜欢，或者你写谁都不喜欢，但怎么能让读者喜欢你呢。 毛泽东在七十年前所理论的为什么人，起是就是给作家建筑的精神家园。随着时代发展的迅速，人们对精神的追求在边缘化，或者不感兴趣，金钱拜物教在物化着作家。所以不少作家放弃了文学，从事更有利润的其他形式，于是房子也买了车也买了，人就开始飘飘然。社会给作家赋予的创作方式就是为了能给老百姓出好作品，让老百姓从你的作品里能吸取一种力量，或者对精神的追求有一种思索。怎么样讲生活的原生态提升为生活的浓缩体，或者说把生活转化成自己创作的素材，丰富，提高，转型，典型等等。这个生活转化作品素材的过程是个艰苦的过程，也是考验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试金石。我们都说什么小作家和大作家，我看这就是一道分水岭。 在深入生活中培养洞察力，焕发激情，锻造创新性 宋安娜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他从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创作源与流的关系等方面，系统地分析、概括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他的论断不仅指导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的文学创作，指导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对我们今天的创作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毛泽东在那个战争年代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今天，我们处身于一个新的时代，全民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火热的生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工农兵，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如火如荼，所以，深入生活仍然是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 学习讲话要与时俱进。我们不可以教条地、机械地对待深入生活，以为走出书斋，下去采访一段，就叫深入生活了；或者，组织作家出去走了走，访了访，就一定要出精品力作了。文学创作从生活中汲取营养，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因为每个作家禀赋的不同，又会有相当大的差异。我曾经在天津保税区挂职两年，深入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生活，新的观念、新的信息扑面而来，大脑经常处于兴奋之中。但我只用这段生活写了一个短篇。这段生活给我最大的启发，是由此及彼，促使我去思考天津这座城市的开放性格，并就这个主题，利用天津日报的副刊，组织了多次讨论，观点的碰撞，思想的火花，都使我受益匪浅。后来，我用10年时间去采访天津犹太人，与现居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的天津犹太人交朋友，听他们讲犹太人在天津100年的故事，在那些娓娓道来的叙述里，感受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真谛，呼吸上个世纪这座城市的气息。我先写作了一部长篇纪实《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真实记录了这段生活，现在在以这段生活写作长篇小说。我始终认为，要写好一部作品，作家有三个能力不可缺少，那就是：洞察力、激情和创新性；而这三个能力，谁都不可能从娘胎里带来，只能从生活中去找，在深入生活中培养洞察力，焕发激情，锻造创新性。两年保税区的挂职，十年天津犹太人采访，给我提供了增长这三种能力的条件。我感谢这样的深入生活。 作家不能生活在真空里 王松 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番话放到今天，应该说，仍然适用。所谓人民大众，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也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精神。我最近到公安部深入生活，接触到2011年“清网行动”中的大量案例。我们的公安民警，在这次清网行动中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用实际行动反映了今天的人民警察的精神实质。这些人和事都是来自最基层的，因此不仅有生活质感，也带着生活的温度。很多故事只靠作家构思是构思不出来的。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警察那种对工作的激情。在和平年代，如果冒着生命危险去抓捕逃犯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更要有一种献身精神。可以想像，如果将这些来自生活中的素材用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肯定是会受欢迎的。 我从小就喜欢警察，因为警察是正义的象征，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与警察的接触很少，仿佛离得比较远。这次活动是我第一次如此深入、直接、近距离的接触他们，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了“民警”一词的含义——民警是在和平的年代里，用自己的生命去工作的高尚的职业。尤其是当我们在辽宁省公安厅，了解到有几名警察在清网行动中献出了生命，还有一名民警至今仍然昏迷的时候，当我听到公安部督察局长介绍说他们曾经专门为已牺牲的民警的小孩组织夏令营的时候，都非常感动。应该说，这次采访让我接触到很多在我之前的生活经验里没有的东西。我们总觉得今天的社会缺少一点什么，其实缺少的正是人民警察对待工作、对待职业，对待自己神圣职责的这种精神，警察的工作正是用这种神圣的信仰来支撑着的。作为文学工作者，我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看警察，我感觉他们是这个时代很可爱的人。今天社会好像对警察这一职业有一些误解或微辞，我认为作家有责任把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做出的一切，用文学形式的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采访中，他们一个一个的人，一张一张的面孔，一件一件的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曾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作家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作家真正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不能只来自于自己个人的内心感受。我认为，这是“讲话”在今天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一个根本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倾向也须警惕，就是媚俗。应该说，使自己的文艺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媚俗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生活永远是文学的导师 刘功业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在当时，给革命根据地和延安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清风，70年后的今天，其核心思想和许多精辟论断，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比如文艺的人民性、实践性、民族性等问题，仍然是当下文学需要继承和解决的命题。 回顾我这些年来的文学成长之路，正是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不断取得进步的。坚守信念，贴近时代，热爱生活，保持激情，也成为我自觉的文学操守。 生活，永远是文学的导师。作为一个作家，诗人，必须有一个基本素质：这就是对生活充满感激之情，对人民抱着满腔之爱，对文字怀有敬畏之心，时刻保持对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敏感。记得1996年，市委宣传部和组织部选了几位作家到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区县局挂职。我有幸被批准到中铁十八局挂职宣传部副部长两年，并从局机关直接要求到了南昆铁路建设一线，负责政治宣传。一边直接参与施工会战，一边采访写作，得到了一线干部职工的信任，还荣立了三等功。这让我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此后，又先后到过北大荒、天津开发区、秦岭大隧道、青藏铁路唐古拉山工地、大无缝、天津港、中海油等。先后完成了《南昆壮歌行》《激情唐古拉》《第三极-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纪事》《水写的城市》《对海当歌》等多部直接从深入生活中得到的创作主题的散文集和长篇纪实文学。也先后出版了《绿色崇拜》《天凉好个秋》《若夫诗选》《雨茶》《错位》诗集和散文随笔集。这也养成了我利用一切机会，坚持深入生活的创作习惯。每当才思贫乏的时候，就到生活里去找素材，找灵感，交朋友，不断有所收获。 文学创作，有时候是需要远观，需要静思的。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走到生活当中，走到民众当中，把文学的情感和脉搏，与时代和大众贴得更近一点，承担起文学的社会责任。 文学，也是一门职业。作家当然也生活在生活当中，无法拔着头发让自己离开地球，生活在真空里。但是，作家的生活，其实不是直接身处其中的生活。文学作品，也不是直接copy生活，照相式的翻版。而是要尽可能地贴近社会主流，贴近人民大众，感受时代发展脉搏，然后加以艺术提炼和概括处理，通过生动的有特色的语言，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抒发感情，才能形成最终的文学作品。生活，又反过来成为检验文学作品优劣、是否大众化、艺术化、民族化的标尺。 好的文学，是大众的文学，也是小众的艺术。大众的角度，它需要百姓喜闻乐见，扩大受众。如当今的影视热。小众的角度，它又是曲高和寡，需要艺术的反复打磨才能成为精品佳作。对于我来说，用生活打造文学语言，尤为重要。比如这些年来，什么是好的诗歌？一直思维混乱，即使主流媒体在选稿上追风捉影，评论界也左右忽悠，故弄玄虚。诗人们不知所措。过于迷恋于玩弄技巧，做意象文章，忽视主题表达，模糊精神取向。追求玄幻，追求穿越，脱离现实生活，丧失审美标准。这个派，那个体，娱乐化，过度炒作。要相信大众的审美审丑的艺术鉴别力。网络的发达，提供了一个世界级别的很好的检验场，国内外都能在一个平台上。把自认为的好诗放到网络上接受更多读者的检验。大众的艺术智商，并不比我们低。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好的文学，他们的知识阅历，也并不比我们少。所以，关键还是作家自己要有定力，敬畏诗歌，敬畏文学，尊重读者，也尊重自己，让心中的责任和笔下的功夫都神圣起来，把这项可以终身的事业认真经营好。我想，这也是《讲话》给我的教育启发。 红色传统是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 武歆 每个写作者，都希望自己创作的作品，拥有更广泛的读者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但是作家创作的时间久了，会非常依赖技术手段来达到这个愿望，会在不自觉之中，把更多的力量用在创作的技巧上，用在思考叙述、结构、语言等问题，想要通过奇特的构思、精巧的视角、独特的叙述来打动读者，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这些用功没有错误，在文学创作中，这些元素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创作技巧的愈发成熟，未必能够带来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高。除了磨砺写作水平，要想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最为重要的是，首先要提高作家自身的精神高度。 2010年，我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第一次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走访了十一个县市，感受到了陕北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浓郁特色的多元民族文化，还有无处不在的“红色历史文化”。让我感到红色传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而改变，依旧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上，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和陕北人的接触中，谈话的内容很自然地就会落在“红色往事”上，比如我在米脂老城的一个普通人家中，主人就向我讲起一段真实的红色故事。 在解放战争中，西北野战军为了保卫延安，艰苦作战，可由于战争的残酷，部队的粮食给养无法补充，只能就地解决。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甚至种子全都送给了部队。一个婆姨的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准备把家里惟一的财产、养了很多年的一头牛杀掉，把牛肉送给部队。可是家里的男人或是参军，或是支前，于是她狠下心来，拿着一把刀子，开始杀牛。牛挣脱了绳索，她就追着牛，开始了人、牛大战。就这样，人和牛从早上一直“拼杀”到黄昏，身体本来就有病的婆姨，自己也被刀子划伤，累得没有力气杀牛了，于是她开始跟牛说话……不知道是牛也给累垮了，还是听懂了主人的话，最后竟然双膝跪在婆姨的面前。婆姨流着泪，抱着同样流泪的牛，使出最后的力气，终于把牛给杀了，浑身鲜血的婆姨躺在地上，再也没起来……“婆姨与牛”的故事，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震动——艺术感染力还是要来自生活中的。文学创作上的虚构，也是要在生活基础上的生发，如此作品才能感人至深。其实这个道理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只是创作的时间久了，在思想上不那么重视了。 在陕北生活、采访期间，我真切地感到红色传统和红色精神并没有止步在战争年代，也不是仅停留在人们的讲述中、回忆中，而是依旧贯穿在当下的生活中，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中。比如，我去延长油田采访，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在一个叫“杨家沟”的石油集输站，一共有二十多个职工，全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工作和生活全都在站里，白天是枯燥、单调、机械的工作，晚上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由于是重点防火部门，只要走进大门，就要把手机关掉，连个短信都发不了。那里特别寂静，四周全是大山，一点声音都没有，仿佛与世隔绝。我在这个集输站里待了多半天，感到说不出来的孤独和寂寞。一个在这里工作了十年的陕北小伙子对我说，最初他也想离开这里，可是后来习惯了，不想离开了。他告诉我，总得有人埋头苦干才行呀。随后小伙子给我讲了这四个字的出处，还有延长石油厂在战争年代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我这才知道，原来“埋头苦干”四个字，是毛主席1944年给当时的延长石油厂厂长的题词。“埋头苦干”精神，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了，但并没有被陕北人遗忘，尤其是年轻人依然在发扬这种精神。 我现在正在创作长篇小说《陕北红事》，这是中国作协2011年的重点扶持作品。这部作品的创作激情，就是来源于在陕北期间所感受到的那些红色往事，还有当下陕北青年对红色传统的发扬和继承。我想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红色人物”告诉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红色传统和红色精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口号，她是一群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一种人生选择，他们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不是某种符号。正是这些值得敬仰的人，才铸造了这样一种令人向往的红色精神。 在当下信仰缺失、道德危机的严峻形势下，高扬理想主义、奉献精神的旗帜，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深入生活的三点理解 王爱英 1，深入生活是常态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并没有亲临现场。范公未登岳阳楼，却能描摹“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这牵涉到文学创作的一个课题：深入生活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你必须在某种形式的生活中，保持观察与求索的状态，而非临时抱佛脚。范仲淹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胸怀天下、关注民生始终是其生活常态。 如果范仲淹没有这种状态，没有平时的积累、思考和忧国忧民（这也是一种情感体验），怕也写不出流传千古的文章。 2，深入生活有多种方式 由于传播方式的变化，作家可以凭借间接经验写作。间接经验也是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比如历史题材一类的小说，作家不可能“穿越”到过去的历史中，去直接感受历史生活，只能凭借间接经验创作，在资料中获得灵感。 歌手郑钧没到过西藏就创作了《回到拉萨》。这首歌的气质曾让人误以为是藏族同胞所作。郑钧的灵感来自于“想像中的西藏”，即来自于媒介的间接经验。生活方式的改变影响了写作方式的改变——许多二手资料，虽然不能代替原初的体验，但写作者毕竟不能去亲历所有的生活。从资料中获得创作灵感，是创作中无法回避的课题。 3，深入生活与创作主体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创作《追忆逝水年华》的十余年间，身居斗室，疾病缠身，几乎与世隔绝。不妨把它视为另一种深入生活，病室很狭窄，但普鲁斯特的思想、情感却没有边界。这些特点适合写作《追忆逝水年华》这种非传统意义的小说。普鲁斯特把自己的病室比作诺亚方舟，说从方舟里看世界最透彻。面对陷于灾难中的众生，身在方舟是什么感觉，痛苦、悲悯，还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一旦跳出原有的圈子，新的角度变成了高度。这说明关键在于作家主体的思想、悟性和情感投入，即你的深入度，你的创作能力。 谈深入生活 刘宗武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家，要创作出有社会意义的好作品，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广博的文化知识、强烈的思想感情、先进的艺术方法和真诚的创作态度。其中，首要的是思想和生活。回顾新文学诞生迄今，只有这样的作家作品方能传世、方能不朽。例如鲁迅的小说《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都是描写农村中受剥削、受压迫的穷苦农民和劳动妇女；老舍的《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都是描写城市里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夏衍的《包身工》描写工人的生活；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描写农民的生活等等，它们都能传世。巴金的小说《家》及其它，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等，虽然描写的是旧社会、旧家庭的生活，主要的人物都是上层社会的财主、公子哥等，但它的主题是彻底、深刻、无比强烈地反封建、反道德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积重难返的国度，它的启蒙、教育、批判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即使在过几个世纪（或许更长一段时间），也是需要的，不会过时的。人们要认识、研究19、20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就要读它，它们是生活教科书也是历史教科书，就如我们今天读四大名著和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一样。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以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又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其核心，关键的是“深入工农兵”生活。为什么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深入工农兵生活呢？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是工农群众占人口的90%以上，而且他们没有文化、没有写作能力；而那时的作家、文艺工作者大都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他们很多人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不熟悉、不了解，也没有感情，更没有描写他们苦难生活的愿望和创作激情。这是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正当全国人民处于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亟需觜广大的劳动人民参军参战，到战斗的最艰苦最危险的前线与敌人作殊死的浴血战斗。没有他们的英勇战斗和不怕苦不怕死的壮烈牺牲精神，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号召作家、文艺工作者深入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生活，为他们中的英雄人物树碑立传，发扬光大他们的光辉事业，以鼓舞、激励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誓死打败侵略者。因此，深入工农兵生活是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从根本上说，就文艺创作一事，深入生活是永远需要的。有句俗语，大意是如浅水者得鱼虾，如深水者得蛟龙。在生活中扎的根子越深，创作起来就越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甚至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否则，是无米之炊，生活对他是悭吝的。当然，有的生活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战争或意外发生的变故，但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急于生活忙于感受”，必有所收获。 今天，我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人民生活发生了全面、深刻而彻底的变化。追求财富不再是罪过，没有“大锅饭”可以养活懒汉，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涌现了勇于进取、不畏艰险、大胆攀登的勇者、先行者，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闯将。他们都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人。作家、文艺工作者应该拿出自己的热情和才华，为他们欢呼、歌唱，为他们送上温馨、优秀、美好的精神食粮。而不应在那搞戏说、穿越、脱离实际生活，玩弄浮躁、虚夸、荒诞不经的东西，仅仅以一时悦人耳目为自得，我赞赏“不语乱力怪神”！ 学习《讲话》，领悟精神实质，作家、文艺工作这就是要永远不断地深入、深入、在深入生活。 历史观与当下文学突围之一种 秦岭 我对来自历史的声音一直保持着敏感和好奇。沧海桑田，时代变迁，今天仍然有这么多的老中青学者和作家能够规矩地坐下来，感受《讲话》长达70年的生命。我想，这是为什么？ 看多了不同时段各界权威对《讲话》的体会范本，感觉自己再啰嗦就是画蛇添足。我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世界文学高潮迭起、生机盎然、长盛不衰而我们当下的文学日渐被精英化、小众化、圈子化乃至画地为牢、失去读者的今天，我们重温《讲话》必须要有历史观，务必不能拘泥于传统、概念和教条，务必应有求真的精神、创新的理念和科学的方法，否则，《讲话》只能湮没于历史，而我们的文学只能束之高阁在时代象牙塔的危端。 时间宝贵！我希望这样的重温，是一次精神剖析、自省和反思的机会。 无须回避的是，一直以来，许多人故作高深实则形而上地在理解《讲话》中关于文学表达什么、为谁写、如何写的问题，甚至自作聪明地把《讲话》定义为一种革命经验、革命方式、革命文学的发声。这不是历史观而是唯心论。我曾很历史观地做过一个比喻，我把《讲话》比作岁月里的一棵树，四季中，凋零的必然是历史的落叶，绽放的必然是时代的新绿。落叶去了，新绿来了，也就是推陈出新，这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如果嗜好在落叶上东嗅嗅西瞅瞅，而忽视了新绿的盎然，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比较渺小的”。我认为，作为一名革命者，毛泽东首先属于中国文坛，我们可以质疑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重大错误和失误的部分，却无法质疑他作为一位个性鲜明、风格独具的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的优秀元素，这取决于他对中外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领悟和理解，取决于至今被人们传诵不灭的大量诗词和文论。如果我们对《讲话》的认识缺乏科学的辩证法和方法论，就容易割裂、离析《讲话》与文艺规律彼此相通的生活血脉和精神链条，从而注定了我们文学世界观的弯曲走形。纵观数千年的中国文学脉络，闪烁其中的万千作品，无一不是在历史的大浪淘沙和读者的审美意趣中得到沉淀和升华。我们当下的文学之所以在死胡同里苦苦挣扎，突围无望，根本原因在于血脉里有太多的渗漏，精神领地过多地被蚕食消解。历史和读者，一个是文学的上帝，另一个也是文学的上帝，避开这个上帝大谈文学的突围，就是聒噪，就是空想主义。《讲话》尽管没有这么表述，但其精神指向的部分，有其一致性。 我在某次中国文学论坛上有一个发言，题目叫《心灵是文学的路径》，我的核心观点是：文学是直立行走的，它巨大的投影往往离不开心灵的呼唤、呐喊、启蒙、批判、共鸣、照应。投影一旦形成，它就属于整个的历史和社会。我没有照搬《讲话》，也无意硬套，但我敢断言，我的观点局部或大部分地是对《讲话》的另一种领悟、诠释和解读，有了这并非静止的而是运动的、并非机械的而是变化的、并非固执的而是灵活的“另一种”，至少会是当下文学突围的方式之一种，或者一个豁口。我不是伟人，在威信上也没奢望拥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权，但我相信，用历史观看问题，才能把问题看穿。 于是我个人对《讲话》这样理解：写作应该从心灵出发，并止于心灵。 文学突围的豁口一定很多，无论哪一个，均须朝心灵的方向。 《讲话》中的新人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卫东 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最近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的一点感想。经典作品总是耐读的。《讲话》发表70年了，被研究得可谓充分，但是，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读出来的内容？我发现是有的。我目前正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新人”理论知识谱系的形成过程，已经作为教育部青年项目课题立项。“新人”的概念涉及到进化论、人性论、精神分析哲学，也涉及到乌托邦想象。毛泽东当然是无法绕开的。毛泽东一直主张“造就新人”，在《讲话》中明确提出工农兵“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个提法是“新人”理论谱系中非常关键的一环。从考察知识谱系的角度，我这次带着问题重读《讲话》，发现号召“写新人”是《讲话》的一条重要线索。毛泽东的“写新人”理论萌芽由来已久，他在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毛泽东自传》谈及自己少年读书经历的时候就说：“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田种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后来，1939在盛赞白求恩的时候，他又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说法，我以为是对他心目中“新人”的注释。通常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讲话》中的“为工农兵”理解为“写工农兵”，当然有道理，但是压抑了“写新人”这个提法——二者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认为，在《讲话》中，毛泽东并不是要求文艺家只去表现“工农兵”即可（当然题材是一方面），而是要求他们推出高于“工农兵”的“新人”。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意义重大。我想，我们目前的文学史叙事，如果关注到毛泽东在《讲话》中的这个要求，关注到一个由“新人”作为关键词构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独特的知识谱系，对《讲话》后的“三大批判”、“两个批示”和“样板戏”的理解和分析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割裂和无序了。 孙犁的文学财富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莉 我想谈谈孙犁。作为一位长于保定、定居天津的人，我对孙犁有着特殊情感。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少有的能跨越现代与当代文学史、并对中国当代创作持续产生影响的作家。他被视为“荷花淀”派的代表，教科书将荷花淀派定位于地方流派，某种程度上限定了我们的理解角度。我认为应该重新理解孙犁的文学财富。 《荷花淀》中水生嫂编席一节被称为有代表意义的孙犁式表达方式，也是荷花淀派的典型创作手法。致力于表达“人情美与人性美”，孙犁与荷花淀派在“非常态”的战争语境里，书写了人内心的“常态”，——人内心对安宁、幸福生活的欲求，荷花淀派将这样的向往视为人性与人情最朴素和最基本的部分，这是最深层次的孙犁/荷花淀派的美学追求与价值。人道主义是他小说的基本价值观念。 在今天，人道主义立场依然是需要反复强调的。另外，作为知识分子，孙犁从未将他的写作对象——农村和农民视之为“底层”，他珍视与农民兄弟的情感，在他笔下，农村和农民不是自上而下进行苦难书写的对象，更不是传达个人关怀的抒情道具，农民是和作家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我读《孙犁文集》时，也对他强调小说创作的艺术性印象深刻，他说：“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有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他是那种宁愿不写，也不愿意违心地写的作家。另外，面对现实题材，孙犁并不拘泥于僵化的现实逻辑而求之于人内心的情感认知，“现实主义”在孙犁和荷花淀那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摩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与文学艺术的独到创作，读者通过作品能感受到现实中被我们忽略的东西。我觉得孙犁的文学理念并未过时，尤其是“写实小说”、“底层写作”普遍同质化、概念化的今天。 培养作家的苗圃与摇篮 天津日报文化专副刊中心副主任、高级编辑 宋曙光 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有着深厚的文化积蕴，已经办刊六十余年的“文艺周刊”，始终以繁荣现实主义文学为宗旨，以扶持、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从办刊之初，便发表了大量工人作者的文学作品，还首开先河地举办工人作者文学讲习班，由孙犁等副刊编辑讲授文学写作课，辅导、修改作者稿件。副刊编辑还经常深入到车间、地头和军营，与作者亲切接触，了解他们的写作情况，成为知心朋友，这一密切联系读者与作者的组稿方式，成为党报副刊编辑的优良作风。 早年活跃在这块园地中的工人作家，有当时全国瞩目的大吕、阿凤、滕鸿涛、万国儒等，更有以学生身份出现的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等人，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不仅使《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名声鹊起，而且为新中国文学史册增添了一道光彩。进入新时期之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紧跟时代步伐，强调名刊意识，继续以高质量、高品位的文学作品赢得读者，在一批批著名作家和学者的力作，相继出现在副刊版面上的同时，“文艺周刊”继续履行自己的办刊方针，连续举办多届文学提高班，开设“散文园”、“域外快译”、“全国小说名家新作巡展”、“津味小说撷英”等专栏，并积极组织策划各种有影响的征文活动，如“关注农民·梁斌文学奖征文”、天津市区县文学擂台赛以及以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为目的的“新生代”征稿活动。特别是多年来坚持举办作家深入生活的系列采风活动，热情讴歌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所刊发的文学作品受到读者欢迎。 作为一块文学园地，六十年多来，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被称为一方净土，不管社会上如何变换思潮，其办刊宗旨始终不变，一以贯之地坚守党报文艺副刊的主旋律、高格调，自觉抵制低俗之风的侵袭，面向读者、面向基层、面向大众，所刊发的文艺作品主题鲜明、内容真实、生活气息浓厚，而这也正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得以健康发展的真谛。 文学的责任与创新 郁子 《讲话》虽然发表70周年了，但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依然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结合长篇小说《天子门户》的创作过程，谈一点体会。 这部小说百万字，共用了八年时间才创作完成。其中，到天津几大盐场实地考察，采访当年的老盐工及相关学者，调研民俗方言，查阅有关历朝历代的盐政、盐法、盐税等等就用去了六年时间，然后又用两年时间才把它写下来。 通过这部长篇的创作，我深刻体会到，文学创作对于一个写作者首先要做的是抑制浮躁，守得寂寞。因为文学不是经营之学、时髦之学。它是创作者耕耘社会环境和梳理文化认知，并以一种形象为手段的文字创作——或深或浅，或有启迪或有感知，或能开卷有益或能带来愉悦——去探求人和社会的万千气象。所以，文学面对的是人生，而不是市场；描绘的是心灵动感，而不是浅薄媚俗，这就需要作者沉静下来，用责任和坚持，去应对浮华和短视。 可能这种标准过于传统，但即使在审美中增加许多时下的炫色和娱乐，演进和变化，其文学的基本原则也是要恪守的。文学是要随着时间的节拍律动发展，但其当代性还得体现在内涵的切合、社会的需求和文化的厚重上，以及在艺术笔法、美学情趣方面的与时俱进，并顺应大众的阅读选择心理。因此，文学的底线一般有两点：坚持文学具有的社会责任和形式内容的不断出新创新。 另外，在创作《天子门户》时，面对津门百年历史，我们对晚清两次洋务运动资料进行了详实的查阅，对李鸿章、袁世凯、盛宣怀等敏感人物；“天津教案”，“义和团”待定性的事件避开史学界的争议，而剑走偏锋，将其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对天津及社会变革的影响以故事的形式表生动现出来。 所以，坚持“社会责任”与“艺术创新”还表现在创作者如何尊重历史、直面历史，如何不断把握历史，将历史变异和人物命运进行撕捋揉搓，艺术地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对逢焊接，而非利用元素符号去紧贴政治、图解意识形态做应景之作，那便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读，更是对文学的失责。 |
2012年5月4日 05:40
ꄘ浏览量：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