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型期的另类文字看沈从文真实的心路历程

摘要：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沈从文1949年后搁笔转行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这已在学界成为共识，然而回到历史现场，尤其是审读那些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字可以发现，沈从文不仅仅是迫于政治压力，更多的还是其主观思想上的转变。
关键词：转型；另类文字；沈从文；心路历程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1949年的到来无疑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了另一个时代的到来。在这一社会转型之下，包括作家群体在内的知识界，很多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转变。作为昔日与左翼和革命作家多有龃龉的自由派作家沈从文，自然难逃其列。自杀、搁笔、转行、改造、检讨以及文革时期的被批斗、蹲牛棚、扫女厕所和干校劳改等一系列非常规的境遇成为其后半生人生历程的标志。因此，在学界一般的观点看来，沈从文与新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很深的芥蒂，与巴金、老舍、曹禺、萧乾等积极改造之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所说的：“沈的级别不高，但他不但没有被‘洗脑筋’，而且还像过去那样，用冷静旁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巨大的社会动荡。他有出世的战略：韬光隐晦，与世无争。”1而事实上，如果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沈从文在历经一段短暂的痛苦抉择和恐惧后，不但在一定时期内接受了现实，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主流意识，积极改造思想。本文将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揭示。

一、在悄然中新生
1949年后的沈从文经历了复杂的思想变化。虽然起初恐惧占据他思想的主导，但是既然选择留下，他也不是没有想到如何接受新意识。而如果认真考察可以发现，沈从文的寻求“新生”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在短暂寄寓清华园梁宅时，他在复张兆和的信中便直言道：“需要一切从新学习，可等待机会”，“一切齐齐全全，接受为必然。我在重造自己”。2在书的“题记”中也写下这样的字句：“一切得重新学习，慢慢才会进步，这是我另外一种学习的起始。”3在经历了自杀的极端生命体验后，沈从文似乎由恐惧的高潮开始下落，即他所言“由悲剧转入谧静”，并在友人的关照下，加快了“进步”的步伐。如在阅读了杨刚带给他的几份报纸中的小说后，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心得：“从这几篇文章中，让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国家的长成，作家应当用一个什么态度来服务。这一点证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记录实在是一个历史文件，因为它不仅确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责任，还决定了作家在这个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务。这一个历史文件，将决定近五十年作家与国家新的关系的。”尽管这时他在接受精神方面的治疗，但是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判断，此刻他是清醒的，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因为他的预言此后都应验了。在这样理性的认识中，他真心地悔悟道：“给我一个新生的机会，我要从泥沼中爬出，我要……从悔罪方法上通过任何困难，留下余生为新的国家服务。”4应该提醒注意的是，沈从文写下这些文字都是私密性质而非公开发表的，其中很难说直接受到客观政治的影响，尽管作为大趋势的客观影响已是不可避免。沈从文在极大痛苦中寻求新生的消息不胫而走，甚至文管会的人听说后都极为感动。在沙可夫的建议下，组织决定让吴晗出面做思想工作。
在追求新生的过程中，沈从文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自我中心病态”完全是过于脆弱，新政权事实上对于自己“已十分宽容”，并没有真正与自己为难，现在真的需要好好清理一下自己，争取做个新社会的良民。为此，他对曹葆华入党后不考虑私而仅为公的愉快体验表示羡慕，私下里在向朋友刘子衡袒露心迹时还说：“我用笔写下的已够多了，现在方明白向人向事学习有意义。向抽象的议论或文件学习，又不如向生活学习直接而具体。过去对于离群作成的种种错误，现在想从沉默工作中补救，可能已太迟。是不是还有一种机会，使我重新加入群里，不必要名利，不必要其他特权，惟得群承认是其中一员，来重新生活下去？”5这种求“新生”的心迹在他致丁玲的信中表现得更为坚定和明确，他说，自己在近期的“退思补过”中，很好地检讨了自己，“已变了许多”，甚至提出：“将来我尚可于新的文教机构，担负一个小小职务，为国内各地有区域性工艺美术馆垫个底”的“非分之想”。又说：如果“需要我再用笔为新社会服务时，我再来用到小说或历史传记工作方面”，到那时，“下工厂，入军队，对于我实在并不怎么困难”。谈到自己完全放弃文字写作，他认为“并不什么惋惜”，因为“有的是少壮和文豪”，自己大可退出。他还谈到近来的学习情况和心得体会：
近来看到刘少奇党纲修改章程，及毛选几篇文章，和其他一些作品，加上个人所知中国社会一部门情形，和明日社会建设所必然遭遇苦难，我觉得我实在需要好好的活下来作几年事！如果能得中共对我的谅解，一定会从一种新的觉醒下，为国家充分将精力用出。6
尽管这是写给代表新意识形态的权威作家丁玲的，沈从文可能会世故一些，但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他的那份诚恳也还是彰显无疑的。还有，1949年11月13日，在萧离夫妇做客离开后，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极离奇，心中充满谦虚和惭愧，深觉对国家不起。……且不知如何补过。也更愧对中共。”“我正在悄然归队。我仿佛已入队中。”7沈从文的思想的确已经调整过来，只是一向内敛的他并不善于积极表现，以至于他的孩子都没有觉察到这样的变化。这一点在那场著名的“父与子”中表露无遗：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
◎我……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可看不出。
※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帝王、官僚、大财主，怎么样糟蹋人民，和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8
以往研究者常常将沈从文与孩子们的对话对立起来看，意在说明沈从文的“不进步”，但事实上，沈从文与孩子们的思想并不对立，而是在一条轨道上的。孩子们是以自己的进步作参照来评判沈从文的，所以认为他“老不进步”。而无论从现实表现，还是从辩词中都可以看出，沈从文是“进步”的，只不过他的“进步”相对于其他“更进步”的人来说，确实显的不那么鲜明，所以才有“落后”的迹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体会出当真落后了好一段路。年轻人跑得太快了”，“和现实政治接触，我必需承认，即作一个小学生，还是不满分的劣学生”。为此，他还暗自鼓劲儿说：“不急起直追，越来越不济事了”。9看得出，沈从文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革命，他已经开始归队了。
透过这些真实的文字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思想转变基本上是在一种自为的状态中完成的，这种转变虽然有外在的政治压力，但所谓的压力除了1949年1月的几个偶然的事件外，再没有什么风波影响他。或者说，沈从文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自身。这样，他的思想转变轨迹便呈现出来，即由“自我压迫”到“自我折磨”到“自我调整”再到“自我解放”。
二、在沉默中进步
沈从文其人从个性上来说，是属于那种内敛型的人，一贯不善张扬。因此，在寻求新生的过程中，沉默成为他思想的底色。当然，这种沉默不是无声的反抗，而是一种默默无闻。如他在致丁玲的信中说道：“我除了放弃一切希望，来沉默接受，似不应再说什么。”10在1949年12月25日的《政治无处不在》中写道：“十个月来沉默向现实学习，头脑实依然常在混乱中回复，不大知人我分际，及工作方向。”11在1950年初的《解放一年——学习一年》中写道：“由于本质脆弱，一起始即用‘沉默’接受外来的困难和挫折，在风雨忧患中向前。……我应分完全沉默，作为一个小学生，凡事老老实实从新学起。”12在《自传》中他写道：“由于禀赋脆弱，便用‘谦退’和‘沉默’接受外来一切压迫和打击，继续于困难中向前。”13在《我的感想——我的检讨》中写道：“学习靠拢人民，我首先得把工作态度向他们看齐，学会沉默归队。”14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他在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上交的学习汇报中也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新生。如在“总结·思想部分”写道：“我学习沉默而忘我。……沉默正是一种爱国的方式。”15在“总结·传记部分”写道：“离开了学校所熟悉的问题，转到午门国立历史博物馆仓库中，搬砖弄瓦工作了将近一年，再转华大、革大。就沉默学习，沉默改造，沉默接受。十个月的训练，慢慢的整天也可以不说话了。一个人忘我并不容易，但在学习中总要慢慢的取得克制之方的。”16
沈从文的进步不但在思想上，也能够通过思想指导行动。在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间，他开始真正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无论是学习文件和理论，还是撰写思想总结和回报，他都表现的兢兢业业。学习之余，他“还把一双手用来收拾毛房便池，当成主要业务”。并在致程应镠的信中总结说：“我的双手胡写了二十五年，说了多少空话！如今来这里重新用用手，也正可见新国家的需要。”17这期间他继续写信劝说侄儿黄永玉回国参加建设，鼓励友人好好工作，为国家做贡献。在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议后，他撰文再次表示要“学习靠拢人民”，“把工作态度向他们看齐”，“学会沉默归队”。18对于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他表示不理解，曾在友人张梅溪的信中写道：
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学习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只一天间为打扫打扫毛房，想发动大家动动手，他们就说：“我们是来改造思想，坐下来改造好了，好去为人民服务。”我说：“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好思想。”没有一个人同意。19
沈从文当年的同事史树青也回忆说：“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20可以想见，革大的绝大多数学员并非真正去改造思想，他们本身或者本来也不想接受教育、改造，他们是去走过场的，所以大都吊儿郎当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沈从文却与他们不同，因为他在此前已经实现了思想改造，他是按照革命家、理论家和书本知识来设计自己的学习生活的，所以看到那些不良现象才会感到气闷。不仅如此，他还有更深入的思考：
初初来此，即为一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迫扭秧歌，三十年和旧社会种种从不妥协，但是一误用民主，便有如此情形。马列也未必想到！这一切也都很好，是一种教育。对我意义尤好。
似乎都会夸赞《文艺座谈》，可不能理会《文艺座谈》的素朴性，及《共同纲领》有关文学艺术的目的。21
据此可以说，沈从文是真诚面对改造的。他对学习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和问题提出批评和表示担忧，也恰说明他是最优秀的学员。因为他的不满是以主人翁的姿态思考问题的结果，而不是“恶意”的批评和抵制。这可以在他这段短期培训期间所写的《时事学习总结》、《我的分析兼检讨》、《总结·传记部分》、《总结·思想部分》等三万多字的学习心得以及大量的私密文字中得到进一步的求证。尽管在公开场合里，沈从文多次宣称自己“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22但私下里他却认为，自己“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23至于沈从文在革大的成绩多是“丙”、“丁”的问题，许多研究者常以此为据说明沈从文思想和行动上不肯合作，以表明他的“反抗”之意，但事实与这样的判断是有出入的。沈从文的成绩“不理想”，并非是他不合作、不努力，更不是有意“抗争”，而是他太投入、太认真的结果，是他的愚诚和老实使他“倍受其害”。可以想见，当时的考试虽与当下的不同，但潜规则或许是一样的。其中政治理论科目“分数不高”，大概主要源于沈从文不能死记硬背，或者还有其他考场因素。而其他操行的评判，大概要靠群众基础了。他曾说：“如思想改造是和这些同时的，自然也办不好。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常说点普通笑话也好些。会讲演说话也好些。我政治理论答案分数不高，这些又不当行，所以不成功。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24可见，所谓的操行评语以及丙、丁成绩等都是有水分的，甚至与实际大相径庭。如果用理想的标准来评估，沈从文的不足，只能表现为他没有公开与这些“丑恶现象”作斗争。当然，对于“已经失去说话的意义”25的人来说，这样的要求显然过于苛责了。不过，据此可以定论，如果对这次思想改造进行量化评判，沈从文的成绩不应该是丙或丁，而应该是甲。
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沈从文主动两次撰写了后来长达7000多字的思想检讨《我的学习》，完稿后交给丁玲把关，并于1951年11月11日和1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大公报》。以往学界在谈及此事时，常将其作为沈从文迫于政治压力的例证，来升华一些问题。其实，这其中当然不排除政治压力，因为回顾那一段历史有哪一件事不是为政治所迫呢，但是也要客观地认识到沈从文是有主观上的意识和努力的。
三、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为了更加进步，沈从文不顾林宰平等劝告，带着丁玲“凡对党有益的就做，不利的莫做”26的“嘱托”，离京赴四川内经参加土改工作。他在私下里表示：“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27他在土改中也的确加深了思想认识，他写信让妻子劝金岳霖“想法参观一次”，说：“只一个月。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必比读五本经典还有意义甚多”。28他在致杨振声的信中感慨地说：“农民问题以至于有关土改文学，以教书言，不身临其境，说亦说不透彻也。”29他还在致张兆和的信中不无愧悔地写道：“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脱离人民，渺小的可怕。罪过之至。因为什么都不知，什么都得说，但是毫无意义，和人民真正问题实千里万里。”30“我们在都市中生活方式，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相应政府节约号召，把国家给我们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和这些干部比起来，我实无资格用国家这个钱！”31当然，最能体现他思想进步的是，在给孩子的信中，他竟然这样写道：“要入党，才对党有益。我就那么打量过，体力能恢复，写得出几本对国家有益的作品，到时会成为一个党员的。工作搞不好，就不。”32如果结合1959年他致沈云麓的私信内容，可以得出结论，沈从文的确有入党的愿望，而且他将这个举动看得很神圣、虔诚。尽管这个愿望可能只是一时的想法。但即便是瞬间的念头，也证明他在思想上的确发生了转变。
回京后，他随即投入到接近尾声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并根据需要撰写了《“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沈从文的进步还可以从开明书店“烧书”后的表现中看出来，在得知“烧书”的消息后，他的伤心、悲愤之情可以想见，但他除沉默接受外，还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这种成毁是极有意义的，对个人工作言，就是一种极好的教育。和‘人民’脱离，对‘人民’无益，结果就是这样。……国家重要，个人实渺小不足道，个人工作成毁更不足注意！应时时刻刻想到国家，想到党。”33沈从文的进步也得到了主流意识的认可，先是陈赓接见，后应统战部长李维汉之邀列席宴会，1953年还被安排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还差点被任命为北京市作协主席。可以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活动在社会的上层”34。
之所以说沈从文一直在“进步”，是因为这“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对照他的私密文字与公开发表或提交的文字可知，他的进步的确呈现出表里如一的特点。如在知识分子的“早春时节”，他却依然保持坚定的立场，没有“随波逐流”。在出席这一年的政协会上，他在发言中仍然强调说：“六年以来，从一件一件事情看去，并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我才日益明白过去认识上的错误。……我一定要好好的向优秀党员看齐，……用郭沫若院长报告中提起的三省吾身的方法，经常检查自己，……如果体力许可，还要努力恢复我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35在《沈从文自传》中，他分别从“书本的影响”、“环境影响”、“人的影响”三个方面检讨了自己自由主义思想形成的经过，以及在其指导下的种种“罪行”。沈从文这样“谦虚”、“沉默”地进步得到了主流意识的认可，再加上“双百方针”的有力环境，他终于得到出版作品的机会。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在《沈从文小说选集》中慎重地选择了比较具有“反封建”意识的《阿金》、《萧萧》、《牛》等篇章，而且为了突出这种意识，他也同许多作家一样，对作品作了强化式的修改。
因为沈从文的“进步”是发自内心，所以即使是在“大鸣大放”的宽松环境中，他也禁受住了考验。即使有所批评，也是本着工作的强烈的责任心，而非发泄个人私愤。如在一次发言中，他语带抱怨地说：“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好急人！”36这段话常被研究者所征引，并以此作为他“抗拒”改造的一个例证。而如果认真剖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得出，他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实际工作的考虑，或者说是一种岗位意识的促使，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单纯地为个人鸣冤叫屈。而且，当他看到许多作家在发牢骚和抱怨时，他甚至私底下批评说：“好像凡是写不出做不好都由于上头束缚限制过紧，不然会有许多好花开放！我不大明白问题，可是觉得有些人提法很不公平。”37当萧乾约他给《文艺报》写稿，给党提意见，他当面予以回绝。当《文汇报》的记者表示要为他放弃文学发表不平意见时，他也断然拒绝。可见，沈从文思想之坚定，非同期作家所能比。
四、加入“歌德派”的队伍
沈从文的“进步”之处还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以往学界的感觉是沈从文1949年后搁笔，自然谈不上创作。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一时期，他尽管创作不顺，而且期间也有过几次反复，但还是创作了几部“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的作品。如反映革大学习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老同志》，反映土地改革的《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反映地主解放前后生活的《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以及1956-1957年间的《春游颐和园》、《天安门前》、《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跑龙套》、《谈“写游记”》、《一点回忆，一点感想》等几个短篇，此外还有未完成的以批评知识分子为主题的小说、歌颂新社会变化的散文《大好河山》等。这些作品有一个中心主题，即如他所说：“如有人问我是什么派时，倒乐意当个新的‘歌德派’，好来赞美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成就。”38当然，如果翻阅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其蹩脚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不但丝毫得不到审美感受，甚至连政治教化的效果也谈不上，因为行文间的政治说教与叙述太过牵强，而其中的故事叙述、感情抒发和政策介绍简直都是拼贴。即便是为研究者稍微看好的《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其问题也是相当明显的。此前，他曾批评别人说：“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39应该说，这样的批评也适用于他自己。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当时对自己产生的所谓“头脑和手中的笔居然还得用”、“笔太细”“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等“激动”之语40的真实性。不过，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样的东西，他竟然还能拿出去发表。事实上，在当时并没有人逼着他这样做，毛泽东、周恩来在接见中也仅是建议和鼓励他再继续写小说，胡乔木、周扬、李维汉等人在写作上也没有给他下任务，都是征求他的意见，而且他在日记及书信中也没有明示过自己的创作是来自某种压力，他之“跛者不忘履”，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呢？是要证明自己还能写，所以“饥不择食”；是怕读者忘记自己，所以急于显山露水；是看巴金、曹禺、张天翼等都不行了，觉得自己还能行；是真的以“小学生”作文的心理，所以敝帚自珍，真将其视为“新文学”？他曾为此说：“胡写”，“写出来了，不容易”，写出来了便“伟大”，“作品已无所谓真正伟大与否”，“适时即伟大”。41他也曾私下里向家人表示过：“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42
针对沈从文1949年后的蛰居与消隐，学界给予一定的褒扬自有其道理，特别是在“思想解放”大潮中，沈从文能够部分恢复“故我”自是他的幸运，也是时代与文学的幸运，但在考察历史时，不能也不应该回避他曾经自愿配合接受改造的事实。对照那些近似虔诚的文字，很难想象它们出自一位曾经的自由派作家之手。而要客观面对这样一种现象，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其一是，沈从文的“清醒”来自于他的边缘身份，而边缘之所以能够形成，自然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但也不能忽略的是，主流意识对他的有意轻视，因为他太早就宣布“缴械投降”，没有些许的抵制和抗争行为，哪怕如顾准、张中晓等在地下悄然进行。其二要说的是，沈从文的被抬爱，自然也是中国知识界挽回颜面的一种需要，因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作家的集体表现和表演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然而，这一切的美好愿望和理想，都禁不住历史现场的文字的检验。

参考文献：
1[美]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第412-413页
2《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7、16页
3《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55页
41949年4月6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5、25-26页
5《致刘子衡》，1949年7月左右，《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5-47页；引文中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下同
61949年9月8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8-51页
7《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57、58页
8《政治无处不在》，《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0-41页
9《政治无处不在》，《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1页
10《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50页
11《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41页
12《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50-56页
13《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60页
14《光明日报》，1950年6月12日
15《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14页
16《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94页
17《致程应镠》，1950年秋，《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91页
18《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议以后我的感想——我的检讨》，《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03页
19《致张梅溪》，1950年9月12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86页
20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14页
21《致张梅溪》，1950年9月12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92-93页；暗影部分为沈从文涂抹掉的文字，但仍能辨析出来。之所以摘引这部分文字，是因为它们更可以体现沈从文的思想实际。
22《我的感想——我的检讨》，《光明日报》，1950年6月12日
23《致张梅溪》，1950年9月12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86页
24《致张梅溪》，1950年9月12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86页
25《致程应镠》，1950年秋，《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93页
26《沈从文自传》，1956年3月，《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54页
27《致张兆和》，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21页
28《致张兆和》，1951年11月30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86页
29《致杨振声》，1952年1月20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00页
30《致张兆和》，1951年11月13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61页
31《致张兆和》，1951年11月19-25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70-171页
32《致沈龙朱、沈虎雏》，1951年12月6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13页
33《复道愚》，1954年1月25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79页
34马逢华：《怀念沈从文教授》，《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一期（台湾，1957年）
35《沈从文的发言》，《光明日报》，1956年2月8日
36《创作计划》，1957年3月，《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510-511页
37《致张兆和》，1957年4月30日，《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68页
38《一点回忆，一点感想》，《人民文学》，1957年8月
39《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残稿），1951年9月2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07页
40《致张兆和》，1951年11月13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58、159页
41《抽象的抒情》（未完稿），写于1961年7、8月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31页
42转引自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第280页
43《抽象的抒情》，未完稿，写于1961年7、8月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27页

备注：原文发表于《东岳论丛》2011年第10期，10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