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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友戴逵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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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逵贤最近发过来一篇近两万字的长文《我的文学导师——王道生》征求我的意见。我的第一条意见就是不要称我为“导师”。我是你的朋友,你也是我的朋友。我支持你的创作,你也用自己的作品支持我主编的版面。我们之间的友情是在长期相互支持中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

   回想我们最初的遇见不是人对人,而是文字之交。那是1983年3月间,我在塘沽文联主办的内部刊物《浪花》上读到一篇散文《偶感三则》,好似三朵小花映入眼帘。于是把它们编发在我主编的《天津日报》农村版副刊上。我从《浪花》编辑部那里问到作者戴逵贤的工作单位、通讯地址,便给戴莲贤写信并寄了样报和稿酬。意外的是,这封近38年前的信戴逵贤一直珍藏至今:

       戴逵贤同志:翻阅《浪花》拜读您的《偶感三则》选登于本报《文化生活》副刊,现寄样报一张,请收阅。

    过去我们素不相识,您的地址是史孝勇同志信告我的。预祝您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致

礼!                             王道生   7 /4

 

   很快我就收到他的回信,对他才有了一些了解。

 

王道生同志:

    近安!

    四月七日信及随寄的《天津日报》通讯一并收到,区区《偶感三则》小玩艺,蒙您错爱选用于《文化生活》,我十分感谢!当然,这感谢并非只是因为您选用了我的一点小打小闹的东西,社会上总是传说着,漫画上也有讽刺,批评那些“关系稿”,依我看,那只是个少数,多数的编辑同志真像我在那篇偶感中说的,都是些甘为弓、踏板和撑杆的人,都是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们的可敬佩的老师。

    不怕您见笑,我想说说这篇小东西出世的经过,我今年三十三岁,原南开中学的学生,1968年入伍,学生时代就比较爱好文学,狂热的年代,几乎毁了我爱好,变得只会写点“大批判”之类的东西,再以后几乎整个社会都无所谓文学,报上多是写吹牛和口号,我对舞文弄墨报之以鄙视。

    大快人心事之后,我才又来了点兴趣,但我的基础太差,头脑荒芜,觉得写不出什么来,即使写也从不发稿,练练笔而已,直到1980年6月,写成一篇《小草杂感录》以后,在几位战友的鼓动下,才决定发稿试试。往哪儿发呢?又是他们给我打气,投给了人民日报,万万没想到的是,1980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第8版上竟然用了。我是幸运的,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这个鼓舞是很大的(那时我还在浙江空军部队服务,1982年初才调塘沽医院工作)。那以后,我又在浙江省的市、地区一级的小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散文之类的东西,另外被聘为浙江电视台的摄影报道通讯员,一年多的时间上过二三十篇报道和新闻照片。我与那些编辑老师们多是素不相识,其中有不少一直没见过面,只有过文字之交,是他们带着我,扶着我,领着我向着文学之路迈进……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激动,我的“偶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笔虽然拙劣,情却是真挚的。我从心底里感激您和塘沽文联的老师们,你们确实在鼓励着、催促着我们向前。

    我自知我这点水浅薄得很,也许终究是个没出息的家伙。我也曾多次想退却,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吗。可是一想起那些相识的、不相识的老师们的鼓励,我就不敢太怠惰了。我现在跟着《山西青年》刊授语言文学课,共四年,已学完一学年了。前天,刚好第一学年考试成绩通知单到了,现代汉语71,文学理论90,写作基础97,由此看来,真正的基础现代汉语是最差的。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耽误了,但整日抱怨又有何用?还是要“拼命学抓紧干”吧。

    近日又信笔胡乱写了点诗不像诗的东西,随信寄上求教,请指点!

    聊得太远了,耽误了您的时间,对不起。

祝好!

                                   戴逵贤

                             1983年4月18日敬上”

 

   后来,戴逵贤调到解放军254医院工作,有一次他跟着医院的新闻干事到天津日报社送稿件特意看望了我,我们才得以见面了。之前,我因为过于劳累晕倒在讲台上,他们帮我住进了254医院。他在文中这样记述道:“这下可好了,每天都可以去看王老师,一聊就到很晚,颇为受益。王老师对我很鼓励,说:你已经不错了,是有基础的,你要自信……

    后来,王老师对我说:我在编报告文学,你何不试试写写?我说:那是“大家伙”,我没力气搬动。王老师说:你又没写过,怎么能证明你就不能写呢?王老师的话,我思考和写作了一年,才向王老师交稿。”

 

   1989年5月21日,戴逵贤的父亲戴敬堂病逝。衷心的敬仰和深切的哀思使戴逵贤食不甘味,夜不成眠,终于不得不拿起笔来写作。他读过白春来写的《父亲、弟弟和我》,知道报告文学可以写自己的亲人,而且能写得不错。他把写好的初稿拿给我看,并说:“这篇文章我是流着泪写完的。写完后我读给爱人和儿子听,他们也都伤心地哭了。”

   可是我读完觉得很一般,不仅没掉泪,甚至也不怎么感动。几天以后,他和爱人一起到我家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你们动情了,大人孩子都哭了,这不奇怪,因为所写的是亲人,你们是因为失去亲人而哭。可是他不是我的亲人,我与他没有感情联系,所以我不像你们那么感动。写这文章,从作者自己感动到使读者感动,这中间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这就需要写不仅自己能感觉到,别人也能感觉到的东西。报告文学可以写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但不能孤立地写自己,只有把个人的人生放到社会中去写,写出他的社会典型意义,才能引起社会共鸣。”

   戴逵贤把稿子拿回去了,他搜集到社会上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父子关系,有生前的,也有死后的。他把这些内容充实进自己的作品,以加强作品的社会性。

   我读过第二稿,觉得内容庞杂了,形和神都见散,而作为主要人物的父亲这一形象也被冲淡甚至淹没了。这很可能是因为上次交换意见时我没说清楚,使他发生了误解,以为加强社会性,就是增加一些社会内容。于是打电话邀请作者再次交换意见。这次又是爱人陪他来的,他们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爱人是他构思时的参谋,写作时的助手、脱稿后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家。

   我说:“把人生放到社会中去写,写出人物的社会典型意义,并不是把社会上存在的现象都写到作品里来,而是从父亲身上去寻找挖掘那些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思想、情感和细节,比如在你们父子之间发生的事可能在许多父子之间都可能发生过,因为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东西,读者才会感觉到,才会引起共鸣。”

   这一次,戴逵贤把稿子拿回去没有马上修改,他在电话中说:“我先放一放,沉一沉,好好想一想。”大概这一想,就想了好几个月,他终于把内容提炼成具有广泛社会性的三个部分:“爱子之心”、“为父之道”、“父子亲情”。这一稿我看过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在处理意见上,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这篇作品真切、感人、深沉、抒情,于细小、平凡的选材中,表现出重大的社会主题。作品所刻画的父亲形象,可以说是这一代父亲的典型代表,尽管他们身上也存在着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但是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将永远留下他们深深的足迹,共和国的历史将铭刻下他们的丰功,子孙后代不应忘记他们为后人的幸福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散文化的抒情和哲理性的议论相交融是本篇的艺术特点。”

   1990年6月22日,我把原题《父与子》改为《最初的导师——献给现在和将来的父亲们》,在《天津日报》报告文学版刊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响,读者纷纷给编辑部来信,报告文学版连续选登两次;还有人写来了关于父亲的补充材料,要求转给戴逵贤同志,以继承父亲的遗志。这篇报告文学从酝酿、写作、修改到发表,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但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无论对作者还是对编者都是莫大的鼓舞。

   戴逵贤的报告文学处女作《最初的导师——献给现在和将来的父亲们》发表后一炮打响。北京军区晋升他中校军衔。从此他有了自信,并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写自己的家人,也想写别人。他甚至产生了转业的念头,想调到报社工作。我说调进报社每天就要写新闻,很紧张,没有时间搞文学创作,建议他去广播电视局,那里有专业搞创作的人员。他后来果然转业到了天津电视台,他想进电视剧部。我说:“你现在既没有导过片子,也没写过本子,拿什么去?”他最终去了党委宣传部。他说:“王老师以后如果有采写的选题,我希望能和您一同去,感受一下采访的艺术,了解一下您处理素材、提炼主题、布局谋篇的过程。”

   1993年春天,戴逵贤和我一起采写了《好人倒下了——方增光留给人们的思索》。

   1993年秋天,戴逵贤和我一起采写了《山岰里的这一家人》。

   从1994年以后,戴逵贤独立采写了多篇报告文学,十年间,他竟发表了几十篇,由长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最初的导师》。

   戴逵贤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台台长岗位退休后,全力以赴投入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已经出版了《中日空战记》、《朝鲜上空的中美对决》。第三部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防空》也已交稿。他的100多万字的空军三步曲填补了长篇报告文学空军题材的空白。

 

     王道生,1940年生,作家,高级记者,《天津日报》报告文学版主编。

     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3年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中学任教。1980年调入《天津日报》社,2000年退休后,先后在《今晚报》、《天津老年时报》创办并主编报告文学专版和纪实文学专版。中学时代创作了长篇小说《在高中的日子里》(38万字),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文革”中因此受冲击达12年。1978年落实政策后,先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园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魂曲》。1986年至2009年主编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专版500余期。陆续出版报告文学集《五彩世界》、《爱河长流》、《播种希望》、(百花文艺出版社)、《人间正道》(天津人民出版社)、《夕阳如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总策划、总编撰大型系列报告文学《人间正道》并担任制片人。《人民日报》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报》、《中流》联合在北京举办该片观摩座谈会,称该片是“当代中国的正气歌”。从业40多年,只求事,不求官。获奖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魂曲》获天津市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满月照人间》获全国儿童文学一等奖;广播剧《这里的路向远方》获全国二等奖;报告文学《播种希望的人》获全国银奖;报告文学《好人倒下了!》、《平凡的故事》、《黄山事变》、电视报告文学《人间正道》等获天津市一等奖,《希望》、《只要肯登攀》获天津市特别奖。1994年被评为天津市十佳编辑,1997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作者,2004年获“中华之魂”百名优秀人物称号。

 

 

转载自:王道生专栏●我的遇见●(46)我的文友戴逵贤

https://mp.weixin.qq.com/s/ebijCgMEmiX7dCRu7x00vg

 

2021年4月12日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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