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子、立民的“民国天津”叙事——评长篇小说《我的江湖我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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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子、立民的“民国天津”叙事 刘卫东 |
| “近代中国看天津”的说法通过学术界的放大传播，已被逐渐接受，其中，“民国天津”由于蕴藏着王纲解纽阶段特有的纷纭复杂，而成为倍受作家青睐的题材。当代文化史上，相对于《夜上海》、《上海滩》等港台文化情有独钟的“民国上海”，“民国天津”叙事不走十里洋场路线，却保留了一条以武侠传奇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关于“民国天津”的武侠传奇叙事，可以追溯到北派武侠小说繁盛时期，董濯缨、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郑证因等一干作家书写了各自的武林，成为近代天津耀眼的文化星座，为天津通俗文学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在天津当代文坛中，冯骥才的《神鞭》、林希的《相士无非子》、《高买》等作品描写了民国天津卫带有很强传奇色彩的各路“高人”，从不同角度接受和发扬了“民国天津”的叙事传统，也使这条文脉得以衔接。 郁子和立民是浸染了“天津味道”的作家，对天津文化熟稔，更有发扬和光大的愿望；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天子门户》取得重要成绩后的何去何从，更令人关注，而这次转战通俗文学领域，既是他们对自身写作界限的突破，也延续了上文述及的“民国天津”叙事，无疑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从题材的角度看，将盐枭的故事写进“民国天津”，是郁子、立民选择的一个突破口，因为他们在《天子门户》中就涉及到了盐业这一“民国天津”具有辨识度的商标，讲述了天津卫盐业大亨盛洪来的传奇人生，而此次依然聚焦盐业，看来他们意犹未尽。在晚清民国，盐枭的称谓意味着巨额黑金财富，同时也勾连着官府和江湖，黑白两道齐聚期间，恩怨情仇在所难免，因此，对于作家来说，这是能够产生“中国好故事”的绝佳题材。《我的江湖我的爱》（下文简称《江湖》）延续了通俗传奇的写作手法，用单线结构讲了女盐枭燕方的身世浮沉和情感历程，起伏跌宕，刚柔相济，让读者在陡转的情节、激烈的枪战和柔美的爱情中获得阅读快感，煞是好看。由于作者将“天津”的元素植入作品，不仅呼应了此前的武侠叙事传统，更昭彰了自己作品的“天津传奇”追求，体现了当前语境下对“民国天津”叙述的尝试和创新。 《江湖》走的是通俗文学路线，因此追求叙事速度和可读性，但作者的想法并不仅仅是讲“故事”，而力图让“故事”带有更多可回味之处，从而模糊雅俗文学之间的界限。郁子和立民是有纯文学写作经验的作家，同时又有通俗的倾向，他们在《江湖》中并非特别刻意在存在、人性和死亡这些问题上探索，而是以人物燕方为中心，串联起近代天津的轶闻掌故，因此，《江湖》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地方志味道，是其他通俗作品所不具备的，不过，从郁子、立民的写作轨迹来考察，这种路数却有“正中下怀”的意思。《江湖》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中评论这一题材“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不悖于忠义”。鲁迅的看法显然是就《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作品而言，而“忠义”主题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现代中国，更夹杂了民族革命与个性启蒙话语，复杂程度远超当年。在《江湖》中，郁子和立民专注故事，并未刻意在小说中流露自己的主旨，几乎没有较长篇幅的议论，但是从字里行间，仍能够看出他们的创作取向。盐枭本来是黑道人物，为国法所不容，但是在作品中，却被“忠义”掩盖，这不是传统小说中的“官”与“寇”的冲突，而是处于“军阀混战”语境下“正当”丧失的后果，因此，燕方可以凭借“忠义”不带任何心理障碍地晋升为“燕老大”。“燕老大”尽情享受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不仅没有为自己的盐枭、土匪身份焦虑，反而更进一步，变成体制外的正义力量。燕方具有旧式英雄身上的宅心仁厚和多谋善断，同时又被作者增添了民族国家情怀，因此，燕方不但有支持冯玉祥的义举，还跟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进行了贴身肉搏，英勇胜出，而这样的家国之爱，是革命文学的专利，在以往的通俗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江湖》依然以“忠义”为哲学根基，但是羼杂了更多现代内容，使小说不仅为武侠故事，还带有更多的“启蒙”与“革命”色彩。 女侠为中心的武侠传奇并不是很多，毕竟江湖凶险，出生入死，让女性具有豪情，难度巨大，因此，除了《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何玉凤比较有名，鲜有后继者。《江湖》不仅改变了这一状况，塑造了侠女燕方的形象，还颇具女性意识，反映了“民国天津”女性的独立与觉醒。与绍兴女侠秋瑾和五四时期的庐隐、丁玲等不同，燕方的革命与启蒙背景只是她成长道路上的助推力量，更为广阔诡谲的“江湖”才是她真正的舞台。燕方是天津督军尚鼎鸣的养女，却并不被娇生惯养，而是上了男一中，成为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女性，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燕方后来在天津交际圈的翻云覆雨就缺乏可信度，同时，敢作敢为的燕方与以前个性懦弱的叶梅影对比，直到叶梅影像娜拉一样勇敢出走，都反映了“民国天津”女性地位的变化。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题材作品一直是文学史中不容忽视的分支，也一直在变创中寻找其“当代性”。有文人，梦就会继续。李安《卧虎藏龙》对王度庐“重新发现”，武戏文唱，固然是当代文化史上武侠叙事的经典，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文化传统中这一脉讲故事的方法，并在今天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因此，《江湖》就是郁子、立民在自己“民国天津”框架内对这个故事的“再叙事”。 |
2013年7月31日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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