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作家的思想情怀看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

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论争，无论主流媒介，还是民间思考散户，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其间所谓的传统“左派”、“新左派”、保守派、改革派、民族主义者、独立撰稿人、自由主义者，以及海外的金耀基、郑永年、宋鲁郑等诸多学者和名家都纷纷加入，国内的各大网站和国外的《联合早报》、《星岛日报》、路透社等也争相发文、报道，台湾甚至还就此专门召开了颇具规模的“台湾民主化与两岸和平专题座谈会”。关于普世价值引起的论争，焦点虽然并不固定，但归纳起来也无非是这样几个问题：人类有没有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包含哪些内容？普世价值是否是西方价值？中国是否需要普世价值？这样几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热议，吸引如此之多的眼球，说到底，这是一个关乎中国过去历史评说、当下社会改革和未来发展走向的大问题，是一个不得不说又必须要说清楚的问题。然而，纵览争论和关注的各方可知，作为思想、精神和审美集于一身而此前也曾热衷于各类运动的作家群体这次却意外地选择了集体缺席。
何以作家群体会缺席这样一个思想界的大讨论？这事实上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然，如果认真审视这个群体一段时间以来的综合表现和表演，可以断言说，他们的缺席并非一般性的不在场，而是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和蕴涵，因为这样的行为本身，恰是中国当下作家的一种思想情怀和精神症候的真实写照。
自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文学便形成以小说为主导的文学格局，而在小说中又尤其以长篇小说为要，所以，时下中国的文学便毫无争议地以长篇小说来代表了。据统计，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长篇小说几乎达到年均1000部左右的数量，且呈逐年递增之势，这还不算已经广受关注的网络文学。应该说，比之于1990、1980年代，更遑论此前的1950-1970年代，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基本面已逐渐向良性态势发展，亮点虽不能与数量成正比，但概括来说也还是有些出类之作的。这其中值得评说的如《生死疲劳》（莫言）、《笨花》（铁凝）、《湖光山色》（周大新）、《秦腔》（贾平凹）、《红煤》（刘庆邦）、《无土时代》（赵本夫）等新乡土小说，《中国1957》（尤凤伟）、《受活》（阎连科）、《圣天门口》（刘醒龙）等新历史小说，《风雅颂》（阎连科）、《英格力士》（王刚）、《桃李》（张者）、《如焉@sars．come》（胡发云）等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史铁生）、《我是我的神》（邓一光）、《启蒙时代》（王安忆）、《等等灵魂》（李佩甫）等人性剖析与人生探索小说，《空山》（阿来）、《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范稳）、《莲花》（安妮宝贝）、《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描写雪域高原和少数民族生活的异域小说，以及《杏烧红》（松鹰）、《推拿》（毕飞宇）、《陌生人》（吴玄）、《女心理师》（毕淑敏）、《风声》（麦家）、《花腔》（李洱）、《檀香刑》（莫言）等叙事新奇的另类小说等。但是问题也是明显的，即如雷达2006年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所指出的：“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期待的文学大师没出现，而文学原创能力似乎在丧失，畸形的复制能力在增大，文学数量与质量之比严重失衡，威胁着当今文学的整体生态。”1韩少功在《小说选刊》上也曾撰文直言道：“在我近年来的印象中，很多小说不解饥渴，有时候十几页黑压压的字翻过去，脑子里可能还是空的……”并进而指出当前小说得两大症状：信息重复和信息低劣。他还提醒写作者道：“小说需要个性，但个性并非新的普遍性。”2环顾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说，无论整体态势，还是具体作家作品，普遍离人们的审美预期存在一些距离。至于那些弘扬主旋律、展示时代精神的小说，其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以及“三结合”、“三突出”、“三陪衬”等非常态的“极左”艺术手段、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仍随处可见，只是新形势下换了一副面孔而已。事实再次表明，无论人们主观情感上认可与否，所谓的“当代”不如“现代”在进入21世纪后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所谓的现代文学并非完美，也尚乏经典之作。而德国汉学家顾彬抛出的“当代文学垃圾论”、“二锅头”（即当代文学）与“五粮液”（即现代文学）论，虽然在尺度上存在商榷之处，但也决非是不足为据的戏言。
对于一个自豪于文学的国度，白话文学自五四以来已经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无论在哪个意义上说，总也该交出一份满意答卷了，文学大师和经典之作也该诞生了，可现状却偏偏是只见开花不见结果，以致让深情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限于等待戈多般的陷入可怜又荒谬的尴尬境地。何以故？雷达在探究其原因时指出，现在的文学病症“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其次是“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第三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第四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所有的这些缺失，归根结底，还是文学精神的缺失。”3雷达对问题的把脉和分析不可谓不精到、不深刻，那种对当下文学创作关切的拳拳之心清晰地跃然纸上，然而，正如他批评作家创作停留在“形而下批判”层次一样，在对问题的根本成因上虽触及到了问题却同样止步不前，没能作“形而上的精神超越”，也即没有进一步追问所谓的“文学精神”究竟为何，为什么中国作家会缺少它？
问题其实并不难，答案也早就摆在人们面前，即所谓的文学精神，就是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等为核心价值的人类历史已经证明虽不完美但又最为切实的启蒙——现代性。当然，关于何谓启蒙、何谓现代性，以及何谓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等，虽已有学者多次阐释和勘误，4但无论对于昔日还是当下的中国人来说，这仍是一个难以名说的课题。因为近二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与现实证明，传统中国人在理解和接受一些舶来品时必然要进行想当然的中国化，使其更符合中国人的理解和汉语的语义表达。所以，启蒙——现代性及其中所包蕴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博爱以及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就常常被有意误读而背负上特定文化的标签，以致一些非本土化语词在汉语的表述中或者失却了原教旨意义，或者在被赋予意识形态意义之后实现话语转型。所以，深谙其中缘由的严复不得不将“自由主义”改译成“群己权界论”，周作人也刻意强调“人道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悲天悯人”，而当下学界也不得不在将社会良心命名为“知识分子”前加上“人文”或“公共”、在“经济学”前加上“西方”以作标识。这种情形在韩愈那里大概便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贺麟则将其阐释为“全盘化西”。当然，这种中国化究竟该如何评判呢？新文化健将鲁迅曾深有感触地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5“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6鲁迅还说道：“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7如鲁迅所说，因为对启蒙——现代性的误读与曲解，中国的现代化命运便在崎岖坎坷与多灾多难中行进着，直至绕了一个极度夸张的弯，甚至几千万生命的无辜损耗，才又重回到百年前的老路。而如果再对照当下思想界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议，也可发现，这场旷世之论不但可以看作是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1980年代人道主义大讨论的继续，而且再向前追溯，还可以将其看作是晚清政府被迫现代化以来中国思想界历次交锋的再次上演。当然，中国历史的循环或周期论也再次被证明。
至于为什么中国作家会缺失启蒙——现代性？这是一个并不复杂但也难以言说的问题。应该说，无论是现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文学，肇始于1912年共和革命后的五四是个非常不错的开端，尤其是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打下的文学现代化的底儿紧随世界潮流，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林语堂等人的接力也是亦步亦趋。比照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理论上说，历经近百年的发展，社会形态以致文学的现代化应该作为一种常态而为人们接受了，余下的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了。然而，岂但社会和历史没有跳出周期律，即便是文学也要带着一身新旧、内外的创伤重新回炉，以致文学难见经典之作，只以所谓的“红色经典”来掩人耳目。当然，在认真审视中国历史和文学的进程后，可以断言，这样的结果和现状是注定的，也是必然的，这一点过去的历史已经清清楚楚地做了记录。由于持续不断的内乱和外辱，百年的历史和文学被清晰地分割出三个周期，而每个周期迄今又都是以30年为界：在第一个周期的30年中，尽管启蒙——现代性在中国生根发芽，获得一定发展，但先后被民族救亡和阶级翻身思潮所冲击，虽未完全压倒，终究也未能获得充分、完全发展，这一点在第二个周期开初即得以验证。在第二个周期的30年中，无论是深受五四启蒙思想滋养的一代，还是1950、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极左”政治的思想改造中以全军覆没而收场，虽然他们被冠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而且，无论其时还是之后，竟然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反思“反右”、“大跃进”、“文革”的悲剧何以会发生？自己当时何以那样轻信、盲从、呐喊、助威，甚至落井下石而又拒不忏悔，以致让中国作家这个曾经辉煌的群体一落而成为人们诟病的话题所在，“中国的文人是最卑鄙下流的”（黎鸣语）、“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贺雄飞语）的论断也从此深入人心。第三个周期起始的1980年代，开局也还算不错，虽然所谓的伤痕文学仅仅是为了揭示苦难，反思文学并未做到彻底反思，改革文学也只是拨乱反正，寻根文学不过是重回传统，但也有虽不成熟但却极具希望的意识流和现代派；尽管贯穿1980年代“极左”的逆流仍主导着意识形态，但也还是有关于人道主义的思考，有对《苦恋》、《人啊，人》、《河殇》等被批判的作品的声援，也有立意于还原“反封建”的鲁迅研究……。然而当文艺正朝着常态方向迈进之时，一场变故将中国和中国作家推进到充分商品化的1990年代。文艺市场化的改头换面本来无可厚非，也符合文艺的自身属性，言说空间的相对自由为其表达提供了较好平台，但是为利所诱而不讲基本职业操守的大潮也随之席卷而来，文坛瞬间便由“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语）的“向前看”重组为“躲避崇高”（王蒙语）的“一切向钱看”，集体性的消费主义品格成为主导中国社会的常青树延续至今。对此，有人这样描述道：“1993年在文化坐标上是‘欲望膨胀’和‘价值倾斜’的一年，是政治沉重感被经济腾飞感剥离的一年。”“许多人学会了评议游戏和话语调侃，以自我贬损和玩世不恭来嘲弄精神价值和生存意义，在学术上处于退守姿态，在精神上处于漂流状态。另一些人为了追求实惠而学会了取巧，放弃精神信仰和历史意识。”8即便其中也有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或纯文学者的呼喊与坚守，也因其先天不足而陷入平庸与无力之中。考察这种局面的成因，学界已经达成普遍的共识，即无论改弦易辙的，还是隐忍坚持的，亦或是新近加入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么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涂脂抹粉的狼，要么是喝着狼奶长大的，所以必然充当着集体无意识者的一员，同时将罪恶感、羞耻感和知识分子的公共承担一并打包抛弃。在此情境下，启蒙——现代性的缺失与无力成为中国作家主导的思想情怀和精神症候，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希求他们实现大境界、大成就，自然是过分奢望。顾彬的曾被质疑的“真正的德国文人、知识分子、教授们”，“都不会看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小说”，因为“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9的评判与张炜所形容的“精神平均化时期”、“沙化时期”、“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在背景中显现的文学”10等病症也就都能坐实了。
正因为作家思想情怀和精神症候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衡，当下的文坛便呈现出这样一种风貌：且不论那些热衷于消费主义的准通俗化作家，也不说那些倾心于主旋律的时代作家，即使是那些主观上也在倡导文学精神，且用力去写而手法也尽量做到多样和前沿的作家，也难以达成自己的心愿或满足读者的审美预期。如成绩相对显著的新乡土小说，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村、农民工或城市化中的问题有了切实的把握，同情与关怀无处不见也无不感人，但是在对问题的剖析与认识上，始终跳不出固有思维的羁绊，仅停留在为揭示而揭示的大众认知水平上，而在传达现实感的同时又无法兼顾文学性，以致翻来覆去不过尔尔。白烨在评价小说《红煤》中的人物时说：“他们出于小农心理的短视与虚荣，以及简单的交换意识和浓重的报复心理，使得他们在看待问题和处理事情时，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11这样的评述虽然指向的是作品人物，但也同样适用于作家这个创作主体；新历史小说尽管立意、创意都堪称用心良苦，一定意义上也起到了去蔽、还原和重构历史的作用，但是因为知识的盲点和历史意识的局促，新的历史或者依然模糊偏狭，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厚重感、反省性仍是难得一见，特别是在历史与人性的审美言说上总给人以难以企及之感，倍增遗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虽然王朔式的粗鄙调侃已不被重视，但浅薄的反智倾向仍为一些人所热衷。即使那些严肃的批判、讽刺之作，由于批判的武器相对滞后和保守，则或者找不准病症而无从下手，或者针对病症而无计可施，或者眉毛胡子一把抓，将批判变成愤青，将讽刺变成挖苦，将幽默变成搞笑，以致叙述者与被叙述者都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令人无奈至极；人性剖析与人生探索小说，因为最切近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人生的艺术派”，理论上说应该取得更大成绩，然而由于思维方式与价值尺度的狭隘，在表现人性与人生时，往往只注意到中国的“这一个”，却无意去揭示和表现人类共有的人性，仅仅靠纠缠于离奇的人生而蓄意编造故事来招徕顾客。特别是，在对人的灵魂和精神的观照上，因为缺少独特的人性体悟，使这一类的小说终因太“中国化”而无法世界化；表现西藏等民族风情的异域小说，尽管不时让人耳目一新，但那种蓄意猎奇或张榜公布新大陆的潜在用意，已经处于饱和状态，甚至使人审美疲劳。而且，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小说的叙述者要么因为深度介入而迷恋其中不知归途，要么因为作壁上观而游离其外不知其所以然，启蒙的理性之光在神秘与原始的图腾文化中却暗淡无光；叙述新奇的另类小说，虽然与1980年代现代派路径有所不同，但整体质量并未见明显超越，特别是叙事技术的依旧青涩直接影响了文本的意义表达。其个中原因也仍是在于不能虚心学习既有的文学范式，甚至茫然不知外边的世界早已很精彩，却要以狭隘民族心和自大兼自卑的“文化恋母情结”（邓晓芒语）力主调和，将“炒冷饭”和“四不像”当做文体创新，简直贻笑大方。至于其他被专业评论家们刻意命名的“身体写作”、“阳光写作”、“秋意写作”、“都市文学”等名头各异的文学则自不必评说了。
毋庸置疑，启蒙——现代性的缺失是当下中国作家思想情怀和精神症候的集中代表和根本体现。也正是因为这种缺失，使得本应肩负人文关怀、人文精神、公共职责的作家们，在面对堪比30年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普世价值论争中，以空前团结的旁观、冷漠、麻木、沉默和死寂相标榜。当然，这种集体失语并非仅仅是这一次，此前影响一时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改革派与“保守派”等几次大的思想论争中，作家们也都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处之。需要指出的是，从学术角度客观地说，当下流行的普世价值之争，并没有多少思想和哲学含量，因为其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热议并解决过，只是浮躁的中国人不但不善于参考和借鉴外来文明，甚至连他们口口声声自豪的“五四”文明也被束之高阁和了。当然，如果就此推论中国作家的思想冷静和深邃，那是要贻笑大方的。而在当下这种变态的环境里，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2005年，钱钟书的《围城》被入选标准极严而在英语文学圈中影响极大的“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收录。针对此事，英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朱丽娅·洛弗尔）以《大跃进》为题在英国《卫报》刊出长文。她在将钱锺书、沈从文和张爱玲，分别比作中国的伊夫林·沃、屠格涅夫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后，进而严肃指出：“优秀的中国文学同样具有普世意义，而不仅仅是反映一国历史简单的窗口。”12类似的观点林语堂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学，无疑是想见识一下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心灵是怎样看待生活的，而他们的表达方式又是如何各不相同。”12可以断言说，中国作家什么时候真正领会了启蒙——现代性的内涵，并以之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的绝对核心，也即认可并践行普世价值，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健康发展下去，期待中的文学大师也才能出现，世界也才会接纳中国文学。或者说，中国作家什么时候开始不以中国人的狭隘心理去思考中国和世界人的问题，而是以常态的中国人和世界人的思想情怀来思考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时，中国文学才能克服弊病而真正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13雷达《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光明日报》，2006年7月5日
2韩少功《个性》，《小说选刊》，2004年第一期
4参见李慎之、袁伟时、李新宇、张辉、周宪、王义军等学者相关研究成果
5《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1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热风·随感录·四十三》，《鲁迅全集》第1卷，第3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第3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王岳川《中国镜像》，第5、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9顾彬《中国当代作家基本没有思想》，《时代周报》，2009年3月13日
10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
11白烨《精神的凸显与艺术的拓展——2006年长篇小说概观》，《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
12思宁《中国小说首次被收录企鹅经典文库》，《文学报》，2005年6月30日
12林语堂《中国人》，第218页，学林出版社，1994

备注：原文发表于《文艺评论》，2010年第1期